地方金融风险的表现

地方财政风险的程度取决于风险因素和危害程度,取决于地方财政的实力,即抗风险能力。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地方财政风险程度和抗风险能力也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区,地方财政风险问题相对突出,风险形式多样;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和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风险的表现形式相对集中。根据我们的调查,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哈娜·波拉科娃(Hana Polackova)的风险矩阵,政府债务可分为两类:直接政府债务和或有政府债务。前者是指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回避的责任和义务;后者是指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必须承担和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都包含在政府职能中,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因此,政府债务实际上可以分为显性直接债务、隐性直接债务、显性或有债务和隐性或有债务四类,对应的政府债务风险有四种:显性直接债务风险、隐性直接债务风险、显性或有债务风险和隐性或有债务风险。

1.显性直接债务风险

地方财政显性直接债务主要包括国债再融资产生的债务、拖欠工资产生的债务、粮食损失和乡镇财政债务。

(1)国债借贷资金从1998开始执行。由财政部统一发行,借给地方政府,主要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由地方财政部门直接使用和偿还的部分构成地方财政的显性直接债务。从我们调查的地区来看,2000年1998转债券收益最少的地区是江西省,为288884万元。最大的是上海,为540655万元。

(2)因拖欠工资而产生的债务。近年来,行政事业单位拖欠职工工资已成为我国普遍现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欠薪无疑是显性的直接债务。据我们调查,截至2001、10年6月,某省68个县市、1516个乡镇不同程度拖欠工资,拖欠金额20亿元。

(3)因粮食损失而产生的债务。中国的粮食价格长期由政府控制。自1979以来,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造福农民。同时,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利益,粮食销售价格长期基本不变,造成粮价倒挂,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至此,粮食企业累计亏损2400亿元(吴敬琏,2001)。据我们调查,部分省区在1998的5月份,新增粮食损失达941亿元,1998之后仍有未统计的新增损失。粮食损失也有29亿元。虽然上级财政给予了增加省级粮食风险基金总量、增加资金、拨付中央储备粮质量差价补贴等政策,但由于部分省份亏损数额巨大,消化难度很大,给财政平稳运行造成了隐患。

(4)乡镇财政债务。从政府层面看,地方财政债务问题多在县乡两级,尤其是乡镇一级。由于经济基础和财政收支状况较差,一些乡镇在资金调度上没有回旋余地,一些乡镇偿债困难,有的根本无力偿债。据我们调查,到2000年底,一个省的显性直接债务为6543.8+056.6亿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县乡债务。该省乡镇债务总额占当年乡镇财政收入的79.2%,每个乡镇平均债务达到188438+00000元。部分市县乡镇债务达到100%。另一省某市有114个乡镇,平均负债高达105万元。一些乡镇的债务超过本级可用财力的2-3倍。地方财政的负债过高,使得地方政府机构总是在“紧”的环境下运行。后果一方面导致各种收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各种风险。

2.隐性直接债务风险

隐性直接债务主要是指社保基金缺口形成的债务。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人们众说纷纭。从我们调查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来看,2001的社保基金缺口达到4-3亿元左右。资金严重不足,加上历史欠账无法全部收回,将给社保支出带来较大风险。特别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的破产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和医疗费用支付负担的日益加重,给社会保障收支平衡和保持适度平衡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将直接造成社会稳定的隐患,财政也必然会因为自下而上的机制而承担最终的支付和风险。

3.显性或有债务风险

这主要是指政府公开承诺和担保形成的债务,包括由地方财政部门担保并转地方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国债转贷资金。如果这些债务能够按时偿还,就不需要承担财务负担;但如果债务人不能偿还,财政将承担连带责任,最终成为金融债务。据调查,某省政府担保的债务占总债务的14.4%,其中乡镇担保的债务占总债务的11.2%,这意味着84%的担保债务将转化为政府的真实债务。

4.隐性或有债务风险

这主要是指政府没有承诺和担保的债务,但这些债务一旦出现危机,政府必然会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就是政府要投入资金,承担责任。从地方财政来看,这种债务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未能弥补亏损和对供销系统、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救助。

近年来,农村合作基金会、供销社股份社等各种投融资组织十分活跃,非法融资、高息放贷问题相当严重。其中很多已经转化为地方政府的新增债务,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难以量化和估计。地方金融企业的风险是金融性的或有性的。一旦出现支付缺口,政府必然要承担一部分偿还责任,从而形成隐性金融风险。目前,地方银行、信托、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或有风险首先表现为不良资产,不仅数额大、比例高,而且由于企业拖欠利息越来越多,还呈上升趋势。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不良资产率最高。我们调查的一个省,2001年农村信用社不良率高达54.9%,部分城市农村信用社不良率高达75.6%,大大超过警戒线。某市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达6543.8+054.43亿元。这些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在形式上表现为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可能通过银行经营的改善来化解,但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突破某个临界点后,银行的经营风险就会转化为金融风险。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出现储户开办银行的情况,为了稳定当地的政治经济秩序,省级政府一般会承诺向中央政府申请专项再贷款(我们调查的省份专门申请用于支付农村合作基金会储户个人存款的贷款为8.5-6亿元)。但这部分贷款基本是留在休眠账户,乡镇财政没有还款能力,从各地收回的资金很少。所有的还款压力必然会转嫁到各级财政上,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此外,虽然地方政府通过举债筹集的资金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此产生的还款压力也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一定的风险。财政收入风险主要体现在财政吃紧上,其内在意义在于难以平衡经常性财政预算。由于财政收入增长乏力,收入结构单一,存在“虚收”现象,难以按时足额支付预算中安排的法定支出。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低,各级地方政府可利用的财力十分有限,抗风险能力很低。例如,从1994到2000年,黑龙江省财政收入每年增长13%,与全省同期GDP增长大致相当,但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按一般预算收入计算,全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6%之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小,使得地方财政收入与当年财政需求的缺口逐年加大,收支矛盾日益突出,抗风险能力大大削弱。

二是税源结构单一,“资源型”财政发展受限,总收入增长缓慢。一些地方财政长期受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影响,税源结构相对单一,导致总收入增长缓慢。比如黑龙江省的财政收入来源于自然资源,其中以石油、煤炭、木材、粮食最为突出,占全省工商税收的近一半,一直维持在13亿元左右,从未增加。特别是大庆原油开采受资源约束,产量每年将减少1.20-1.5万吨,资源税每年也将减少3000多万元,严重影响省级财政运行。此外,由于“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林区仅1999年就减产1229万立方米,给以林业为食的伊春、大兴安岭的财政带来较大影响。

三是地方财政“虚收”现象严重。部分银行和企业存在财政收入虚增现象,导致虚盈实亏,导致地方财政收入“虚平衡、实赤字”,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水分,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未来面临的风险。还有一些乡镇预算收入不真实,一块收入水分比较多。从典型调查看,江西省宜春市某镇1999年共完成财政收入7451000元,其中银行贷款和预算外资金支付1682000元;高安市某镇税收任务465438+万元,实际税源只有280万元,缺口1.3万元,全部由土地清查收入、计划生育罚款和乡统筹收入等弥补。这类乡镇为了完成税收考核指标,采取各种形式的税收垫资,强行摊派税收任务,甚至花钱“买税”和政府“空转”、税务机关征收下一年度税收等。,增加了乡镇财政收入的水分,严重缺乏可用财力。地方财政的支出风险是地方财政因收入不足而导致基本职能部分丧失的风险。例如,政府部门的法定支出,如工资、办公经费、教育、卫生、农业和公检法经费等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严重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和社会的稳定运行。

由于受经济规模、质量、结构和体制的制约,一些地方的财政收入虽然增长幅度较小,但必须为政府运转、各项改革、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稳定提供必要的财政保障,特别是在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如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地方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和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工资、逐年增加财政供养人口等。因此,财政负担过重,增支压力大,刚性强,收支矛盾突出,是地方财政支出风险的集中表现。地方财政的赤字风险主要来自县乡两级。由于县乡财政税源有限,收入增长缓慢,而经常性支出刚性增长,财政支出与收入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如江西省从65438到0998有34个县区出现赤字,赤字4.85亿元。2001,赤字县74个,赤字1058亿元。内蒙古自治区101旗县中,16为1990赤字旗县,赤字4800万元;2000年分别为4700万和3.7亿元。福建省2001年赤字县33个,其中赤字超过5000万元的县4个。县乡财政是各级财政的基础,县乡财政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地方财政运行的基础。县乡财政出现赤字,赤字数额越来越大,并开始向下一级蔓延,必然导致整个地方财政状况的恶化和财政风险的积累。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地方财政风险直接表现为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会影响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各级政府的权威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因此,地方财政风险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