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来源于惊奇、闲暇和自由。谁说的?

休闲是自由的奇迹。

——哲学产生和发展的三个条件

摘自《哲学的精神》

一.休闲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为生存而不断努力的历史。但劳动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人性所追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工作,而且是能够安全地享受闲暇。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休闲是一切生命的唯一源泉。如果两者都是必要的,那么休闲比工作更令人向往,是后者的目的,所以我们应该思考人们在休闲时间应该做些什么。”他认为,哲学和科学是人们在闲暇时可以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用的“学校”这个词,就是来源于希腊语的“休闲”,可见对于希腊人来说,休闲和知识是天然相关的。

哲学属于休闲阶层,是人类摆脱实际生存压力后的一种“高级”文化活动。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当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得到了满足,那些人有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能提供幸福也不能满足需求的科学才被首先发现。”“只有在生活必需品都有了之后,人们才开始这样想娱乐。”叔本华也说过:“要真正探索哲学,我们的精神思想必须处于真正悠闲自得的状态。我们的精神思想不能遵循任何实际目的,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被我们的愿望所指挥。”希腊之所以能成为哲学的故乡,与公元前6世纪以来有闲阶级的出现有关。这个阶层的出现取决于以下条件:

第一,奴隶制的存在。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就出现了奴隶制城邦。到公元前6世纪,奴隶已经成为希腊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奴隶的来源不外乎三个渠道:一部分希腊土著成为奴隶;海外扩张过程中的战俘:用钱买蛮族做奴隶。对于每个城邦的奴隶数量有不同的看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埃吉纳有47万奴隶,而科林斯有46万奴隶。这个数字很可能是夸大的,至少包括奴隶的家庭。但在许多城邦,奴隶的数量至少是成年男性公民的两倍。在雅典,奴隶人口也超过8万,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毫无疑问,大量奴隶人口的存在,使得一部分人摆脱了体力劳动,成为了一个有闲阶级。

第二,男性公民特权的存在。奴隶制在希腊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不应被夸大,因为并不是每个有闲暇时间参与公共事务或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都有私人奴隶。这无疑是可信的,苏格拉底没有奴隶。但在希腊,“男性公民”享有特权。首先,生活在各个城邦的大量外来人口构成了庞大的劳动力。当时,雅典大约有4万名男性公民,但有4.5万名永久成年外国人。其次,虽然柏拉图承认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是没有地位的。比如古希腊最重要的休闲活动就是奥运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是不允许参观赛场的,只能在远处的山坡上观看。在当时的希腊,女性的身份非常明确:一个是继承人,一个是劳动力。这些都为男性休闲阶层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第三,健康的工作生活态度。巴克说:“希腊人口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几乎所有组成雅典公民大会的人都是靠自己的双手生活的。.....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与乔治·艾略特在《凯瑟琳第奇》中描述的佛罗伦萨艺术家非常相似:他们很聪明,对政治和文学有一定的兴趣,同时又有体面而宏伟的相关职业。”这些人以劳动为乐,他们知道应该把自己的劳动和个人财富控制在什么范围,才不会因为劳动而失去自由。他们从不为了财富的积累而过度劳累,在劳动中迷失自我。梭伦认为“幸福意味着拥有适度的外部供给,做高尚的事情,过节俭的生活。”只要有一个中等的财产,人们就可以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苏格拉底是一个雕塑家,但显然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所以他不与他的工作捆绑在一起。我们没有看到柏拉图对话中对苏格拉底工作场景的描述。泰斯·迪尼(公元前435-公元前370),苏格拉底的学生,犬儒主义的创始人,蔑视一切舒适和享受,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在色诺芬的《饮酒篇》中,安德蒂亚斯·迪尼对自己的生活状况非常满意,因为“他有足够的闲暇去看值得看的东西,听值得听的东西”。因此,希腊人也许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休闲”,但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健康态度,使他们善于创造、利用和享受休闲。

希腊人之所以能把闲暇时间用于哲学,与他们的城市生活有关。雅典全盛时期,总人口已达40万。当然,那时的城市和现在不一样。“那是各行各业的大本营;它不仅种植谷物和橄榄,还制造陶器和皮革。它是所有阶级的总部;它混合了土地贵族、工匠和零售商。”而且希腊是亚热带地区,全年日照充足,适合户外活动。所以那些休闲的男性市民很少在家陪老婆孩子,而是聚在集市、运动场讨论“天地之神”。虽然柏拉图的对话录大多以苏格拉底为中心,但他很少谈及苏格拉底的家庭生活。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不是在户外,就是在朋友的聚会上。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只能通过提问来教授。”城市的休闲生活为这些问题和讨论创造了有利条件。希腊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运动和健身。早在荷马时代,“身体对称已经等同于休闲而不是为了锻炼而努力,运动技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无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健美运动员。苏格拉底虽然长得丑,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所以身体强壮。希腊人之所以重视健身,与他们相信美丽的心灵必须栖息在美丽的身体上有关。

纵观希腊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哲学家都有显赫的背景和丰富的生活,所以他们是闲人。泰勒斯出生于贵族家庭,年轻时有条件周游东方。赫拉克利特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本应继承王位,但他却把王位让给了弟弟,去女神阿尔迪丝神庙附近隐居,投身哲学。毕达哥拉斯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早年被送到国外学习。他精通神学、数学、哲学、音乐和诗歌。恩培多克勒是民主党的领袖。因为热爱自由,他更喜欢过简单的生活,拒绝做城邦的统治者。巴门尼德来自一个贵族和富裕的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柏拉图成为国王后,生活条件优越。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医生。十七岁时,他来到雅典,成为柏拉图的学生,并在学院里生活了近二十年。他们没有一个人把财富和闲暇用于感官享受,而是用于追求不朽和永恒。

第二,惊人

不是每个有闲的人都会去哲学。哲学需要一种独特的主观状态,那就是惊奇。在柏拉图的《Tyatedes》中,Tyatedes对“什么是知识”感到“困惑”,苏格拉底回答说:“这种怀疑感是哲学家的标志。哲学真的没有别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说:“无论现在还是最初,人们都是出于好奇才开始进行哲学思考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了解的东西好奇,后来一步一步往前走,对更重要的东西产生了质疑,比如月亮的变化,太阳和星星的变化,万物的生成。”可以说,惊讶或好奇是人类或个体理性能力觉醒的标志。无论是人类种族还是个体,年轻时都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或好奇,都有一种无畏、执着、天真的探索精神。所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知识是一切人的本性”。希腊人在这方面非常突出。圣路加说,“雅典人和生活在雅典的陌生人,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谈论或倾听新事物上。”圣保罗见证了“好奇”的希腊人和其他民族的不同。在小亚细亚海岸,圣保罗被投入监狱并遭到毒打。在雅典,”他们把他带到最高裁判官那里,问他,“我们能知道你的新教义是什么吗?“在希腊人惊异的目光面前,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任何晦涩难懂的东西都应该整理出来。”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在死亡时呼唤更多的光明,哪怕只是在明亮的环境中死去。他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人。他们不会让任何事情不经过分析就模棱两可。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不相关的事情。某种动机驱使着他。

儿童寻求系统、秩序和联系。没有分析的整体是他们不能容忍的概念。

惊讶或好奇是承认自己的无知。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感到迷惑和好奇的人感到无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热爱智慧的人也是一个热爱奥秘的人,而奥秘是由陌生构成的)。斯蒂芬·r·帕姆奎斯特(Stephen R. Palmquist)说:“成为一个好哲学家的首要标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叔本华还说:"探索哲学的两个首要条件是:(1)有勇气坦率地承认自己心中的怀疑;(2)把一切自明的东西引入清晰的意识,并把这些东西作为问题来探索和理解。苏格拉底能够对所有的终极问题“好奇”和“提问”,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当然,承认自己的无知是需要勇气的。当时,为了证明自己和其他人,包括政治家、诗人和工匠的无知,苏格拉底甚至把自己害死了。古往今来,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无知,所以好奇心作为哲学思考的契机,不是实用的功利的,而是天真的纯粹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如果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明显,他们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而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从历史上看,只有希腊人能够出于对“知识”本身的好奇而追求知识和真理,而不是为了特定的实际目的。例如,其他民族的人可能会好奇如何让马车移动得更快,但希腊人对运动本身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运动?运动会不会是假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很荒谬,但对于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问题”。正是带着这种好奇或惊讶,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质疑常识,认为锻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观点。

一个著名的命题证明了他的观点。其中一个著名的论点是“阿喀琉斯和乌龟”,他的观点是“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阿喀琉斯是希腊最快的英雄,而乌龟爬得最慢。但是芝诺证明了在比赛中最快的永远追不上最慢的,因为追赶者和被追赶者同时开始移动,追赶者必须先到达被追赶者开始的点,以此类推,他们之间有无限的距离,所以被追赶者必须永远领先。有人说,科学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哲学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为了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惊讶或者好奇的主观状态。

惊奇或好奇是一个民族或个人生命力的体现。失去好奇心的国家和个人是危险的。事实上,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体,惊奇或好奇心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对此,人们可能会反对,人类对很多东西还是很好奇的。但是,在这样一种“快餐”文化的背景下,我们所谓的惊讶或好奇越来越世俗化、功利化、低俗化,我们的眼睛缺少了童年时那种天真的眼神。诚然,今天的人们和泰勒斯、康德一样对星空感到惊讶或好奇,但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先贤的敬畏。因此,怀特海期望哲学不仅始于惊奇,而且存在于哲学思想完善之时。

第三,自由

哲学思维必须是独立自由的思维,这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黑格尔说:“思想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的起始条件”。"历史上哲学的出现只是在自由政治制度已经形成的时候."休谟说:“哲学比其他一切特权更需要完全的自由,它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各种意见和论点的自由对抗。哲学在一个自由宽容的国家和时代迎来了它的诞生。即使是最傲慢的哲学原则也从未被任何教条、政府特权或刑事法规所束缚。”这种自由最早出现在希腊人身上,所以哲学始于希腊。

希腊哲学最早是从希腊以外的殖民地,即小亚细亚、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发展起来的。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经济发达,贸易繁荣。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这里的人们养成了崇尚自由、寻求创新、包容异己的精神气质。自苏格拉底以来,希腊哲学的中心转移到了雅典,雅典是希腊民主的发源地。从公元前594-593年的梭伦改革到公元前509-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的最终确立。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达到了顶峰。雅斯贝尔斯说:“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一切自由意识、自由思想和自由现实的基础。”此外,在许多古代文明中,祭司和僧侣组织控制着国家的精神生活。而“希腊祭司从来没有在思想领域发挥过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这与其他任何古代社会完全不同。”无论在希腊历史还是文学作品中,祭司都没有真正的地位。“诚然,希腊人以神话的形式在奥林匹斯山上安置了许多神灵,但正如尼采所说,希腊诸神不是统治、支配和压制人类存在的力量,而是促进人类自由和提升人类生命的力量。”昂扬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使他们坚决反对暴君的统治,也拒绝屈服于神权。他们不想要任何专制的国王;没有束缚他们的主人,他们可以自由思考。有史以来,思想第一次获得了自由——一种即使在今天也难以获得的自由。无论是政权还是宗教,都允许雅典人自由思考。"

汉密尔顿认为,自由是希腊人真正的财富,也是东西方的唯一区别。尽管雅典处决了苏格拉底,并流放了另外三名持不同政见者,但汉密尔顿说,“至少希腊公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当时,没有比雅典更自由的国家了。没有一个国家有过如此程度的自由。言论自由在雅典永远不会受到限制,直到兵临城下的关键时刻。”正是这种精神孕育了希腊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