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官方修史与叙事框架——史学的意义》

今天上午听了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组织,中华书局胡克主持,北京大学苗润波主讲的云讲座“官方修订历史与叙事框架——史学的意义”。讲座主要围绕苗的新作《探源》展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关键,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决定了历史研究成果的质量。研究历史时,首先要找到相关史料,然后进行分析,这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史料分析催生了史学。史学是陈垣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史学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历史记录。起初是以史料为导向,逐一追根溯源。这样的研究容易碎片化,缺乏对文本本身的结构、层次、空白和叙事框架的反思。

基于上述问题,苗润波主张文本化史学,即以文学为本体,关注文学本身的生命历程,从整体上关照文学,探究源文学的流通过程和终文本的编纂过程,关注终文本的整体叙事框架,以呈现历史叙事的复杂性,启发新的历史问题。

历史分为客体历史和主体历史。今天我们研究的历史,多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社会生活实践所描述的主观历史。简而言之,就是记录历史(文字中的历史)。由于历史研究主体的局限性,这种史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主体的情感、立场和阶级的烙印。因此,在研究文本时,需要选择记载可靠的文本,历史学家一般优先选择正史作为参考。苗老师主要复习的是辽史经典文本和历史叙事框架的定型,以拆解辽史的既有框架,走出后人的历史观,贴近历史现场。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长期以来,历史研究者以正史为主要参考,考证学者的工作主要是辨别正史史实的对错。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虽然历史书写和历史叙事大行其道,但学术界对官方历史文本的历史书写轨迹关注较少。所以把焦点转向正史本身,回顾和回复,某种意义上可以带来新的研究氛围和对话,也可以给之前的一些问题带来新的刺激。

问题是,现存史书的编纂未必有一定的历史观,尤其是正史的编纂,大多是现存记载和国史的翻版。史书的本意未必掺杂“历史观”,但历史观可能是未来研究者的建构和想象,需要慎重。

今天,历史学家在研究一部史书时,往往会搜集其史料,互相印证。值得警惕和深思的是,考虑到时空关系、古代交流不便以及一些政治原因,史书编纂者是否收录了后人认可的历史源文,仍需研究者反复审核。如果从史料来源的角度想当然地认为两本书是有关联的,那么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或许已经不自觉地偏离了寻找“古迹”的初衷!

瑕不掩瑜,这本书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已经有人开始读了。

中午下了几盘棋,有输有赢,棋力略有提升,但要想走得更远还需要努力。就像读书一样,努力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不能只看一些简单省力的文章。真正好的文章读起来苦乐参半。象棋也是如此。棋艺的提高,不是把棋艺当消遣,而是把棋艺当竞技和战争来研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有机会,他们要跟师傅学习排版,磨砺技艺。希望过几年他们找上门的时候能处理的轻松一点。

下午读了张伯权的《中国一体化的历史轨迹》一书的第五章。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费孝通先生将其概括为“多元一体”,张伯权先生称之为“中国一体”。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一体”概念的衍生轨迹进行梳理。

中国是一个从世界融入到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之初是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称谓,后来是中原多民族的称谓,最后发展为包括四个民族在内的全国的称谓。中国人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秦汉至隋唐时期、辽夏金时期、元明清时期。中间经历了由表及里,转入夏季的漫长历史过程。内容从分鸟、华夷、中外到不分鸟、华夷、中外,体现了古人认识的不断发展。

这本书理论水平很高,读起来挺晦涩的。你读了多少,忘了多少...太可悲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阅读过程中能感受到老先生的亲切之情,也有了一点理解。这就是读书的乐趣!

今天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吃饭时间长,不运动,不学英语,不写论文,懒!善用碎片时间,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和规划!

夜深了,可能有人睡得正香,很想你。梦里见。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