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文化渊源

我国考古界认为,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也就是传说中的神农时代。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时期,也就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帝和黄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谓,分别代表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在此之前,湖南已有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文化历史。湖南气候温暖湿润,南部江永地区是原始野生稻产区。与江永相邻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了陶器和三种完整的米粒,其中较早的一种是野生稻,较晚的一种是栽培稻。还保留了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大自然无法满足人们食用需求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点燃了人类发展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同源的纽带。穿过湖北江陵,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黎阳冲积平原,具备发展大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先民陆续进入这片平原。八九千年前,礼县鹏头山就有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约8000年前,在礼县巴当遗址发现了2万多粒米粒,是世界上发现史前米粒最多的地方。还有木檠、木铲、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类似于《周易》中的神农所写。传说中记载的“木为根本,拓片木为雷之根本,雷之根本之利为教天下”,与战国中期尸说“神农七十有天下”和《续编年史》载炎帝称帝“530年”的时间之和完全吻合。可以看出,神农氏从陕甘迁至溧阳,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稻作文化发展到大规模农业阶段。制陶技术也相当娴熟,有各种形式的壶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光芒四射,传播到元、湖南、鄂西等邻近地区。湖湘文化自此不断创新。6500年前,城头山古城和澧县稻田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日为市”的传说。礼县八十?现场发现一些平台式建筑,其中一个建筑基础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其四角呈喇叭状向外凸出,平面呈海星状。这个仪式中心遗址提醒人们:礼贤80?这里曾经是神农时代的中心。第一代神农党从这里出发南巡治病,因误尝金钱草而葬身长沙茶乡尽头。神农氏被拥戴为创造农耕文明的中心氏族,其后裔被招募并向四面八方传播。颜地王宇部落的最后一代在汉泉之战中被击败,它的树叶落到了它祖先的坟墓附近。就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在神农中枢宗族的内心发展,也浸透了神农宗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族从黄河流域崛起,并逐渐与颜地族合并,形成炎黄联盟,成为中国古代最强大的部落群体。颜地神农是这个联盟的创始人,然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了中原,扩大了四方。炎黄集团在国家崛起前夕进入酋长国时代。黄帝成为第一任土司,继续高举炎黄联盟的大旗,把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而为一个数千年来稳定统一的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的古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湖湘文化也融合发展为炎黄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省份,被学者们称为潇湘竹丝、满静邹鲁。唐宋以前的地方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种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上,中原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岳麓书院报告厅悬挂的“道南正脉”牌匾显示了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家道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主要源于当地的文化传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重新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因此,通过研究湖湘学者,我们可以发现湖湘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正统特征。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王船山还是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追求都是针对正统的儒家和孟子。研究湖南人的,会感受到荆楚山人坚强倔强的性格。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香雪海的学术思想始终透露着任翔刚强、务实、进取的风格和战斗精神,而任翔的人格特质则是儒家道德精神培育出来的,所以能表现出一种人格魅力和精神升华。比如曾国藩在人格修养上对“血诚”和“光明”的追求,常常让我们体会到这种双重文化结合的美好。诚实、光明的思想来源于儒家经典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与力的概念,分明是随着荆楚蛮族的血液在涌动!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南土地上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直爽刚健的湖湘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素养,体现了他对这种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利用。三重演变与湖湘文化的成因。湖湘文化形成于宋代以后。历史上的湖南“北有大江阻隔,南有瘦岭五岭,西接黔川,是一群苗挑起来的”,是一个不为中原人文所动的迷人之地。那么,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头的湖湘文化是如何在这片四面封锁的土地上形成的呢?

主要内容

湖湘哲学思想:湖湘哲学思想,宋代以胡安国为先驱,经过胡宏、万章、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乃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通过将新儒家的道德精神与实际应用的实际优点结合起来,这种学术文化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代...近代历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大相径庭,但他们讲求理想、重视实际应用的学术文化风格是真的。”

湖湘文艺:继承了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艺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征。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学派”是这一特征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也有明显的体现。

湖湘史学: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体现在湖湘史学中。湖湘史学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经典与历史并重。以经学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描述历史的目的是解释经学的意义,解释经学的内涵是维护历史传统。第二,说过去是为了现在,批判过去是为了批判现在的弊端。学历史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重温兴亡的教训,为民族复兴和国家救亡寻求历史借鉴。“这种重史学为实用的精神和重史学为时政服务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

湖湘教育:湖湘教育兴盛于宋代,延续数千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既重视学思,又重视知行合一,重视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岳麓书院是这一传统的见证者和代表。

湖湘宗教: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庙的佛、道、儒三教并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定的批判态度。自宋代湖湘学派以来,湖湘学者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他们都从社会学和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批判。特别是针对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利。湖南是近代中国“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外国宗教已经成为整个地区的一致行动。

湖湘民俗:湖湘是中国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历史沿革、生活区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各民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汇成了鲜明独特的湖湘民俗文化。

湖湘科技:由于注重实践和实用性,湖湘科技以发达著称。早在商周时期,青铜冶炼就已达到相当规模。现代锑都是中国冶炼之最。马王堆出土的精美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宋代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宋代,南方的经济文化已经非常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靖康之乱后的南宋,著名文人在南方从事文教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名校,建立了许多著名书院。

儒学在汉代也很兴盛,但其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成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汉代儒学是大一统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而主要通过地方书院进行学术研究和传播。一批批立志复兴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聚集在各个地区的不同书院,潜心写作、讲学。于是,形成了各具学术传统和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北宋有周敦颐之学、张载之、二程兄弟之洛学。南宋有朱的福建学、胡父子的湖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

新儒学的兴起,预示着更为全面的新儒学文化形态的出现,而由于文化中心的南移和儒学的本土化,这种以儒学为核心、全面诠释道家的文化形态必然会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三重重要演进推动了湖湘文化这一以儒学为核心的本土学术形态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未来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