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本更权威的爱因斯坦传记
国际标准书号:7-100-03882-0/K 779
作者:[美]亚伯拉罕·派斯
译者:方在清、李勇等
格式:32
装订:平面
字数:6万字
定价:￥45.00
版本号:1-1
原标题:科学与爱因斯坦的一生
原出版社:英国牛津大学。
这本书的作者亚伯拉罕·派斯(1918-2000，我们翻译成派斯)，19年5月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家庭，2000年8月4日在哥本哈根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82岁。65438至0938，派斯毕业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获土壤学学位。然后，他跟随比利时物理学家莱昂·罗森菲尔德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为了赶上德国当局规定的最后期限(1941 6月14)，派斯废寝忘食，终于在6月9日通过答辩拿到博士学位，留校任教。随着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派斯的末日来临了。他虽然东躲西藏，却在1945年3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了监狱，直到战争结束。派斯在1997出版的自传《两大洲的故事:一个物理学家在动荡世界中的生活》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段悲惨经历。
战后，派斯在1946年初去了哥本哈根，在那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同年秋天，在玻尔的推荐下，他访问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正是在普林斯顿期间，他与爱因斯坦有了许多接触。他在基本粒子物理方面的许多一流研究工作也是在普林斯顿完成的。派斯于1954成为美国公民，并于1963成为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教授。1985退休后，担任该大学Detlev W.Bronk荣誉退休教授。1962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9获得罗伯特《奥本海默》奖，1993获得丹麦皇家科学院科学奖章。他还担任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文学科学院院士。去世前几年，他有一半的时间在丹麦哥本哈根度过。
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建立了新粒子“合作生产”的经验法则。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两个中性K介子的混合和再生。他的其他贡献包括G宇称的提出，SU(6)对称性破缺的研究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派斯转向物理学史的研究，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关键人物。因为他和很多物理学大师合作过，比如爱因斯坦、玻尔、《奥本海默》、狄拉克、费曼等人，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他的科学家传记也备受好评。
本书首发于1982，获1983国家图书奖。同年，他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和钢铁基金会物理学和天文学奖。在1997转载了12次。据说累计销量已经达到50多万册。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曾向中国推荐这本书。"这可能是爱因斯坦最喜欢的关于他自己的传记."
爱因斯坦生前最后九年熟悉的物理学家派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这位自牛顿以来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的生平和思想的指南。通过使用一些至今未公开的文献，以及他与爱因斯坦多年的亲身经历，向我们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爱因斯坦的旅程，从而使这本书成为爱因斯坦不可动摇的权威传记。
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纽约时报》的书评写道:“这是科学家传记风格的里程碑...准确，幽默，清晰如流。已经成为衡量未来科学家传记的标准。任何对爱因斯坦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科学》杂志评论道:“几乎爱因斯坦科学贡献的每一个方面都从头到尾被连贯地解释了...这是一本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书。《纽约书评》:“第一本全面研究爱因斯坦对科学的主要贡献的极其有价值的书。”...是清晰而权威的。《科学美国人》杂志:“用同情和非常准确的眼光看待爱因斯坦的一生...全面回顾爱因斯坦的大量文献，补充迄今从未发表过的丰富信息...《今日物理》杂志:“一本杰出的爱因斯坦传记，阅读它会给你带来极大的乐趣。"
从65438年到0994年，他出版了《爱因斯坦住在这里:给门外汉的随笔》，主要涉及爱因斯坦科学以外的方面，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伴侣。其他有影响的著作包括1988出版的《入界:物理世界中的物质和力》，1991出版的《尼尔斯·玻尔时代:物理学中》。哲学和政治)，保罗·狄拉克:人和他的工作，由1998合编，和科学的天才:20世纪物理学家的肖像画廊，出版于2000年。目前，除了上面提到的《狄拉克传》、《科学天才》和《两大洲的故事》之外，派斯的书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在此之前，这本书有两个中文版本。除了我们的翻译，1988科技文献出版社还出版了陈重光等人的《上帝是微妙的》译本。
这本书，这本花了我们好几年翻译的书，真的那么重要吗？值得反复翻译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在现代社会，科学已经逐渐主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被誉为“世纪风云人物”的爱因斯坦早已成为现代科学的象征。他的传记很丰富，但精品不多。除了少数恶意贬低爱因斯坦的传记外，总体而言，大多数传记都是“讴歌”性质的，或局限于某一方面或局限于某一时期，采用通俗的方式宣扬爱因斯坦及其辉煌伟大的成就。很少有书能全面深入地论述爱因斯坦一生的科学和人生。只有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难怪就连致力于爱因斯坦研究40年的科学历史学家约翰·斯泰切尔(John Stachel)也高度评价这本书，称其“对任何研究爱因斯坦的严肃学者来说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他甚至期待这本书能进一步刺激爱因斯坦的研究，现在这种研究正在复兴。"
没有其他人能像派斯那样写爱因斯坦的传记。首先，他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与爱因斯坦有过私人交往。在写作过程中，他还得到了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的帮助。同时，他认真研究了爱因斯坦的主要论文，并深入挖掘了相关档案。比如，为了研究爱因斯坦为什么受到新闻界的青睐，他亲自查阅了《纽约时报》几十年的微电影。考虑到派斯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这本传记不可替代。
这本书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进行了非常连贯的解释，并对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生动诙谐的介绍。它绝不仅仅是一部科学传记，也是迄今为止对爱因斯坦复杂人格给出最有说服力解释的一本书。派斯对爱因斯坦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介绍很简短，但却非常准确。他对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复杂态度以及前后立场的变化进行了准确的阐述。派斯对爱因斯坦的一般性解释也很到位。例如，他说爱因斯坦是他见过的“最自由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句话是作者经过多年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派斯在这本书中也提到了一些非常独特的想法。比如他对爱因斯坦为什么名声这么大的解释，对科学革命的看法，对超越“历史边缘”实现个人创造性行为的所谓看法，都很有启发意义。书末的四个附录也令人耳目一新:爱因斯坦的合作者、爱因斯坦如何获得诺贝尔奖、爱因斯坦对诺贝尔奖的提议以及爱因斯坦的详细年表。这些内容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唯一让人不是特别满意的可能是，派斯在叙述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消除了爱因斯坦身上“叛逆”的色彩。爱因斯坦本人也曾承认这一点。
与其他一些传记作家不同，派斯没有随意赞扬和批评爱因斯坦。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基于广泛而可靠的数据。他不怕在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上与爱因斯坦意见相左，比如量子力学的解释，但他清楚地表明，爱因斯坦的观点并非不当，而是基于对物理学未来发展的完全不同的看法。派斯就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发展的贡献做了精彩陈述。他解释了为什么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发展成功后仍然不认为它是一个原理理论。他明确阐述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批判和他对统一场论的追求之间的关系。他还明确指出了爱因斯坦思想发展中的许多弯路。
如果人们非要挑这本书的毛病，那就是公式太多了。对于没有受过物理训练的读者来说，可能很难完全理解书中的深刻含义。应该说这本书不是看一遍就能完全理解的，需要反复研究。但我相信，任何一个对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想要真正了解科学发展的真实历程(包括犯错误和走弯路)，都能从每一次重读中汲取新的经验。
当然，派斯本人主要是一名科学家。他不是专业的物理学历史学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比如，他在解释狭义相对论的起源时，用了大量的篇幅谈论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并得出结论:后者对狭义相对论的产生影响不大，而对像差和斐索实验却很少提及，尽管他在书中也指出后两者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产生了重要影响。Pais贬低和批评EPR论文的作用也是值得商榷的。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每个历史学家都会有选材的标准，有时候难免会有所取舍。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本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的好书。
目前此译本基于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神难捉摸》1998版。还需要向读者说明之前版本的形成过程。好在在1998版的“译后记”里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不妨在这里直接引用。
12年前(这里是1986)，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准备出版科学家传记丛书。这本权威的爱因斯坦传记受到了杨振宁先生的称赞，也入选了选题。我无力独自承担这一重任，于是邀请了当时在浙江大学的同学李勇(现就职于中科院成都分院)和物理系讲师蒋(现已在美国)与我一起翻译。李咏翻译了《相对论》(第6章到第15章)，江翻译了《量子论》的前两章(第18章和第19章)，剩下的我翻译。我校对完所有译文，交给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其中，我翻译的第三十一章《爱因斯坦对诺贝尔奖的提议》也发表在《世界科学(上海)杂志》6月号1988上。全书翻译历时一年多。交稿后，征稿单也发了，但之后再无音讯。期间几个翻译分道扬镳，负责的编辑也因为出国不方便联系。直到1995我从欧洲回到清华校园，才被告知这本书还没有出版。
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姚莎莎女士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热情，表示愿意和出版社联系。于是在去年年底(这里是1996年底)，我把翻译好的稿子退了回去，准备直接交给新的出版社。投稿的时候发现翻译还是有点幼稚，句子处理也不完全恰当。为了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我决定下大力气重译，保证翻译质量。为了尽快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我和多年没有联系的主要合作者李勇取得了联系。李勇毫不犹豫地同意和我一起担任这个职务。当时具体分工是李咏初步修改，然后我第二次修改，然后李咏再修改，最后我检查。因为我们相隔很远(北京-成都)，同时还要搞一些自己的研究，所以我们的计划很难按时完成。李永华花了很大力气重新校对手稿。有些手稿被改得面目全非，不得不重新打字、印刷，然后寄给我。因为章节太多，不可能一下子改完。为了加快速度，只能改一章发给我。我改好后，会用快递寄给李勇。这期间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在我今年年初到MIT(麻省理工学院)之前(参考1998)，我已经把李咏发给我的修改稿全部修改好了，发给李咏好几次。最后，他反复校对，才把印好的稿子和磁盘交给责任编辑。即便如此，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错误。好在主编姚莎莎女士很认真，逐字逐句的推敲原文，添加疏漏，纠正排印错误，让翻译出来的稿子在质量上又多了一层保障。八月初我从美国回来后，利用去英国前的短暂休息，再次校对翻译好的稿件。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以前从未发现的错误，深感应接不暇。翻译工作不容易。
尽管反复修改，但我不敢说我们的翻译没有问题。在学校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一时半会儿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比如，作者引用的众多文献，很多只有一个片段、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于是我们就尽力去寻找相关文献，有时还会根据这些文献对作者过于简单化的叙述做出恰当的解释。但是，我们不可能找到所有的原始文件，如果没有原始文件，只通过几句话来理解，必然会产生歧义和怀疑。对于那些我们认为难以确定的地方，除了反复考虑，我们选择了我们认为比较接近的译文，并附上原文供读者参考。非常希望读者能下大力气改正。
必须指出的是，原著中所有的德语引文都是参照德语原文翻译的，而不仅仅是根据派斯的英译。
在这本书跨越12年的翻译、校对、重译、校对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无私帮助。在此特别要提到黄普生先生、秦源先生(现留学美国)、李教授、余斌博士和打字员夏和小姐。没有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帮助，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派斯教授在我们翻译之初就为中文版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并赠送了原著。他在丹麦玻尔档案馆工作的时候，还送过我一些他写的玻尔传记的印刷手稿，虚心请我多指教。去年年初，正当我被这本书的版权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慷慨地答应免除我们支付版税。我想对派斯教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合作者李永军和主编姚莎莎女士为这本书的修改付出了很多心血，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的认真坚持，默默奉献，淡泊名利，勤奋敬业，让我很感动。再次感谢，表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