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的发展历程

公共史学在美国史学中的兴起似乎有某种偶然性。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历史学家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传统的历史博士被过度培养,许多历史博士在完成学业后无法在大学找到合适的教学岗位,被迫转行,离开了历史圈,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美国历史协会在1977年对144所可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大学进行的调查显示,在1976-1977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1605人中,只有52%的人在高等院校获得了教职,其中相当一部分(约37%)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供求关系是历史学博士无望的就业形势严重打击了大学历史系尤其是州立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项目,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害。这些学校的学术竞争力处于第二梯队,其毕业生很难与一流大学培养的历史学博士竞争有限的教职。如果找不到毕业生就业的出路,他们的研究生项目可能面临倒闭的危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历史系当时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历史学教授、公共历史学的创始人之一霍伯特·凯利后来回忆说,他和同事韦斯利·约翰逊在办公室里就这一令人担忧的前景进行了几次长谈。当时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新的渠道来扩大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就业,从而继续吸引热爱历史的年轻人来学习,让该系的研究生项目继续保持活力,不会因为市场因素而被学校削减甚至取消。凯利和约翰逊认为,保留研究生项目将确保“历史系继续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活力的地方”,并拓展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前景。公共历史是他们为了挽救历史系研究生项目而提出的一种方式。

从65438到0976,凯利和约翰逊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期三年的资助下,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始了公共历史研究生项目的实验。当年,该系招收了第一批公共历史研究生,共9人。因为是实验,所以该系最初只是把公共历史作为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的学位路径之一(换句话说,学生在选择了必修课之后,可以在传统的论文写作和公共历史的培养方案之间进行选择,来决定自己完成研究生学位的路径。)。原来的课程设计还是强调传统历史对基础知识、外语、历史方法、史料分析的专业训练。即使是选择公共历史的学生,也必须完成这些基础训练,通过传统的口试,才能进入专业训练阶段。公共史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两个高级研讨课,一个侧重于培养学生从事公共史的能力,另一个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训练。根据凯利的总结,在第一节课上,教授和学生们讨论了公共历史的本质和公共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具体来说,就是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坚持求真的基本道德)。他们特别邀请了一些在公共领域工作过的历史学家在课堂上发表他们的观点,并与学生分享他们的实践经验。本课程还要求学生深入"公共领域"的第一线----地方政府部门、社区、公司、企业和社会组织,进行"任务导向"的研究,并学会与不同的机构和群体(包括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档案工作者、记者等)打交道。)获取研究资料。该课程还要求学生学习一些行政和管理技能,包括组织研讨会,编辑简报,为期刊撰写文章,撰写基金申请报告等。这些技能显然不是传统的历史研究生课程所包含的。另一个研讨会的重点是训练学生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掌握和应用其他社会科学和统计方法。此外,该项目积极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面,特别强调团队合作。这种训练带给学生全新的研究生体验和感受。与我系传统路径培养的学生相比,公共历史项目的学生往往能建立更深的个人友谊和团队合作精神。课程培训结束后,学生离开学校进行为期6个月的带薪实习,根据实习内容撰写研究报告(类似论文)。学生实习的研究项目有:城市水权、机场噪音、洛杉矶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运作等等。这些做法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毕业后,该计划的前两名学生大多找到了与计划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工作。

通过这个实验项目,凯利和约翰逊探索了一些培养公共历史研究生的新方法,也更清晰地定义了“公共历史”的概念。在1978的《公共历史学家》创刊号中,凯利首次公开使用了“公共历史”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如下定义:

最简单的来说,公众史学是指历史学家的雇佣和学术体系之外使用的史学方法,比如在政府部门、私人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其他私人领域。公共历史学家无时无刻不在工作,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公共过程”的一部分。当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政策需要制定,资源的使用或者行动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计划时,历史学家就会被叫去。这是公共历史学家。

可以看出,凯利此时使用“公众历史”这一概念时,主要是指历史知识和历史技能在学术界之外的地方的应用,包括政府机构、私人企业、大众媒体、地方民间历史学会或组织、各类博物馆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公共历史学家”的工作视为“公共过程”的一部分。什么是“公共过程”?凯利没有解释,但也不难理解。这里的“公共”可以理解为“公共事务”(如政府部门和社区的决策,纳税人支持的中小学历史教学等。)、“公众社会”(包括媒体、电影、电视、出版业等。向公众传播信息和提供知识的)和“公共文化”(如博物馆、历史遗迹、纪念地或公共纪念活动等。).公共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利用历史学家的知识和技能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表面上看,凯利的定义带有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或者功利主义的色彩,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凯利本人对此并无秘密。在《公共史学家》第一期的“编者按”中,也是公共史学运动发起人的约翰逊阐述了公共史学的本质和定义。他提出,公共历史是“一个多维度的历史新领域”,可以有效地结合传统历史训练中缺失的诸多内容,将历史研究的技巧运用到学术界之外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他指出。公共史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它是一种为了公共利益的历史学科。然后他列出了历史学家可以发挥作用的八个“公共领域”:1。政府机构(帮助各级政府进行相关政策分析和评估);2.商科(研究商业决策的起源,进行政策分析,撰写企业成长史);3.研究机构(开展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包括口述历史项目等。);4.传媒(为电声、电影、平面媒体的作品提供历史研究和知识,从事历史研究和编辑出版史书等。);5.历史遗迹保护(历史遗迹的测绘、评估和环境保护);6.历史协会和家族历史协会、博物馆等。(研究地方志、历史展览或地方历史项目,提供专业咨询,进行历史回顾等。);7.档案和史料管理(管理和主持史料和档案的评价和管理);8.教学(在大学教公共历史课培养人才)。约翰逊驳斥了公众史学被理解为“应用史学”的观点。他认为,把学术史和公众史的关系比作自然科学领域的所谓“基础研究”和“实用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公共史学家的培养无疑会包括“实践”的内容,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一种“基础研究”,也是在创造新的知识;他们还需要具备专业历史学家的训练和技能,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对自身成果的质量要求与传统的专业历史学家没有区别。两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工作环境:公共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在其资助机构和雇主建议的研究类别中构思和创造课题”,他们没有专业历史学家所拥有的随意选择研究课题的自由。即使是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凯利和约翰逊对公共历史的最初定义也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的历史知识和技能应用到与公共相关的事务中,大学历史系必须承担起一种社会责任,培养掌握历史知识并能为公共事务提供具体实际帮助的人才。换句话说,史学必须为公共事业服务,史学家应该在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中发出有分量的声音,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说白话,脱离现实。他们对“公共历史”的定义,其实隐含着“历史在公共中”的含义,但这种认识在若干年后会逐渐演变成公共历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讨论中,凯利引用了耶鲁大学美国南方历史专家范恩的观点。范恩·伍德沃德和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霍普。以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等历史学家参与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54)为例,说明公众史学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当时,他和约翰逊并没有直接挑战专业史学,也没有将公共史学视为专业史学的对立面。相反,他们把公共历史看作是专业历史的一个分支,是接受过专业历史训练的人进入公共领域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除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其他学校也在探索培养历史学研究生的新途径。例如,奥本大学当时在历史系设立了档案学专业。Middle zennessee州立大学开设了历史遗迹和遗产保护专业,但圣巴巴拉公共历史项目直接提出了公共历史教学的目的和方向,对公共历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共历史学家被赋予了一种职业身份,由约翰逊等人开创的公共历史学家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卓越而重要的学术平台。在1978-1980期间,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公共历史的研讨会,吸引了专业历史学家和在政府部门、博物馆、档案馆等工作的历史学家。这些会议直接促进了公共历史的组织。1980年5月,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CPH)成立,成为公共史学家专业学术团体。学会成立后,将《公共历史学家》作为学会的学术期刊,出版会员简报,并召开年会,与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学会(OAH)、美国历史学会(AHA)在内的全国性历史专业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NCPH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历史学家网络,并鼓励他们相互交流教学经验和研究信息,特别是关于公共历史的教学大纲、课程、实践项目和工作机会的信息。同时还承担着公众历史教育的普及和推广工作。在1981—1985期间,NCPH出版了一份名为《公共历史教学》的季刊,鼓励各大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和发展公共历史教学和研究生项目,促进了该领域教学的专业化。65438-0986,NCPH出版了《美国公共历史教育:指南》报告,列出了美国大学开设公共历史项目的名单和情况。NCPH在1990发表的报告指出,当时美国有54所大学开设了公共历史专业。根据NCPH网站2010公布的信息,美国有近90所大学开设公共历史硕士课程,至少有7所大学开设公共历史博士课程。

公共历史教学的快速发展要求建立这门新学科的教学规范和评价标准。1988年,NCPH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评估委员会(后更名为“专业标准委员会”),对150所声称拥有公共历史的大学进行调查和收集数据。但由于学科评价范围较广,各高校公共历史项目的内容设置并不统一。此外,还有其他相关领域的专业组织(如美国国家历史遗产保护委员会、美国博物馆协会、美国档案员协会等。).NCPH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专业组织,不方便也无法参与这些具体领域的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所以公众历史评价没有得到批准。然而,NCPH并没有放弃对公共历史教学的监督。它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教育委员会,负责为公共历史的教学提供一个平台,并为新建的教学项目提供课程大纲和教学参考资料。2008-2009年期间,NCPH课程与培训委员会发布了两个重要的项目建议书,分别对公共历史硕士和本科项目的课程内容和构成提出了指导性建议。指出公众史培训与传统的博物馆研究、图书馆学、档案学培训有很大不同。虽然公共历史学家可能在博物馆等公共领域工作,但他们的职能是不同的。除了掌握历史研究的技巧,他们还必须具备“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敏感”和“从思想高度掌控历史内容”的能力。根据该建议,一个理想的公共历史研究生项目应在历史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为学生提供坚实的基础训练,并以获得教育经验和技能训练为导向。学生必须做好在“公共领域”实践历史的准备,这要求他们对共享权威、反思性教育实践、公民参与和政治敏感性等价值观有高度的认同和准备。

虽然各个学校的教学计划不同,但是他们的公共历史教学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据长期从事公共历史教学的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教授康斯坦斯·舒赫(Constance Schuh)介绍,美国的公共历史教学在目的、主题、构成等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公共历史以此为目的,培养学生掌握传统历史研究、解释和写作的技能,帮助他们将这些技能应用到许多公共领域,使历史知识和历史解释有助于思考实际问题,并试图准确理解原始史料。在主题上),公共历史教学的指导原则是:对原始史料的理解和认识不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筑、遗址、场景、文物、口述记忆、影像资料、电子文件等;公共史学家必须学会在同时兼顾地方、地域、民族国家、文化和主题历史的背景下思考具体的历史问题及其细节;历史学家的工作往往是团队合作,历史学家必须学会与他人合作。在教学要素上,公共历史教学应做到以下几点:保证学生具有优秀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技能,熟悉至少一个领域的历史发展;学生应掌握在一个公共领域(如博物馆、档案馆、公司或企业、历史遗迹)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论原理和操作技能;学生应该有机会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练习。从实践的过程来看,这些共识确实得到了落实。公共历史项目大多设在历史系,保证了扎实的历史训练。几乎所有的公共历史项目都保证学生有机会参加实习。与传统的专业历史学家相比,公共历史学家面对的受众是不同的。他们必须同时面对学术界和学术界之外的“公共领域”的不同群体。他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知识的追求,而是为了提供满足现实需求的线索和答案。公共史学家使用的材料必须是多元化和开放的,而不局限于文字史料。很多学校的公共历史教学大纲反复强调学生必须重视照片、电影、文物、口述史、建筑结构图、环境记录等。,并把它们作为历史研究的分析材料。此外,公众史的研究方法必须是多元的、跨学科的。很多公共历史培训项目专门增加了历史地理、艺术史、民俗学、企业管理、政策研究、图书情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自然,在公共史学开始兴起的时代,传统的专业史学研究也越来越注重从其他学科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技巧。1982年,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贝林(Bereft Bailyn)呼吁历史学家吸收和学习统计学、文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然而,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在美国史学中,公共史学的出现对跨学科史学研究模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为大量的公共史学成果所证实。

公众史学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教学范围。近年来一些研究专著的出现,证明了公众史对专业史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探索和深化公众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例。比如约翰·博德纳的《重塑美国:20世纪的公共记忆、纪念与爱国主义》,结合新兴的公共记忆研究、区域研究、族群研究和亚文化研究,研究不同种类的公共记忆和符号,从社区、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观察公共记忆的形成和演变。大卫·格莱斯伯格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了专业历史方面的传统博士培训,但最终成为了一名公共历史学家。他曾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梯田国家公园工作数年,积累了丰富的公共历史实践经验。他通过研究美国人对不同战争的记忆和表达以及新英格兰城镇和加州地区的发展,把握“场所”这一概念来分析美国公众历史感的形成和内涵,并将自己的研究称为不同于传统记忆研究的“新记忆研究”。在他看来,传统记忆研究关注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机制对过去的信仰,而新记忆研究关注的是不同历史记忆在公共场所的交织和碰撞。换句话说,“地域”也是一种组织和建构记忆的媒介,公共史学关注的是社会、社区和群体的“传统”是如何编织在一起的,也就是所谓的“传统的社会组织”过程。凯瑟。斯坦顿参观了洛厄尔国家历史公园(Lowell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这是美国早期的纺织基地,他探讨了在这个著名的国家遗产公园中呈现历史记忆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罗伯特·柯克描述并分析了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对内战的不同记忆。安·登科勒将种族关系与公共记忆结合起来,展示了公共历史学家在表达历史时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史学的发展不再局限于美国,还扩展到了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特别是,公共历史学家最近出版了詹姆斯。该论文考察了中国山东省历史遗迹和博物馆等“公共历史”项目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