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梳理
首先，楔子:旧时代的结束
秦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时代(尤其是从西汉武帝到宣帝时期)，它的繁荣是建立在极其彻底的编户惠民制度基础上的。国家通过控制户口的编制，有效地保证了税源和军事资源的充足，并为其开疆拓土提供了条件。
但自西汉元帝以来，随着官僚机构的逐渐腐败，出现了地方豪富，他们庇护民众，任意表演地方歌曲。他们的存在是与秦汉帝国的制度相对立的。到东汉中期，一些大亨通过传家宝逐渐转变为士绅，从地方逐渐进入中央官场，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同时，吏治进一步腐败，导致皇权削弱，外戚与宦官的不断争斗导致中央权威的丧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离心力的作用下，国家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最后原本是监督区的国家转变为行政区，帝国开始瓦解。
西晋虽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士绅贵族家族完全占据了中央和地方社会，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非常弱。晋武帝复杂而细致的布局，反映了西晋的局势，终于在晋武帝死后不久，正式爆发了灭晋的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看似是皇族之间的大混战，实质上却是以诸王为幕僚的士族之间的无序争斗。宗王没有自己的权力。出镇后，他们把当地的士人吸收进总督府，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他们通过当地的士绅控制了各郡。赵之子孙修、童五王子都是地方劣绅的代表。因此，八王之乱本质上是一场偏心于中央的地方势力的混乱之战，是中央皇权与地方士绅的矛盾，反映了西晋社会整合的失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内迁的胡人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总之，魏晋不能统一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秦汉编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士绅贵族家庭成了地方主人。如何处理他们的关系，成了魏晋时期最严重的问题。
魏晋时期中国北方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芜湖时期、北魏时期和北朝时期。其中，北魏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可分为“后芜湖时代”和“前北朝时代”。就华北的具体事实而言，主要矛盾是一横一纵。
横向矛盾在于民族关系(魏晋时期的民族矛盾与近代完全不同，魏晋时期不存在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时候的族群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所以永远无法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活跃的胡族造成了其制度、文化与汉族的强烈冲突，产生了强烈的民族矛盾，这种矛盾在赵朝时期尤为突出，并贯穿于整个芜湖时代。
纵向矛盾在于阶级关系(政治矛盾)。长期以来，士绅是官僚的主要组成部分。胡君主如何处理与士绅、贫民、土豪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统治基础是否稳固。这一矛盾在孝文帝门阀改革后尤为突出，导致北魏后期的崩溃，成为北朝最重要的问题。
二、胡汉之分与两赵
长期以来，北方的胡族一直保持着部落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但芜湖的君主不再是北方的可汗，而是帝国的皇帝。如何处理好胡族与汉族的关系，成为摆在胡族君主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应该承认，虽然像刘渊这样的君主对中国文化有着丰富的认识，但胡汉社会的矛盾不是君主个人才能解决的。五胡前期，胡君主往往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一种更简单的方式:胡汉分而治之。
所谓胡汉分治，顾名思义就是胡汉社会的治理方式不同。一方面模仿汉人的官僚结构，建立中国式的帝制；另一方面，建立一套专门管理胡人的机构和组织。两者互不干扰，同时并存。这样就形成了皇帝-官僚-郡县制、大可汗-土司-部落制两种制度。
胡汉分治的重要标志是大汗的建立。达可汗是胡人组织的长官，一般由宗室担任，如刘聪、石虎等。两朝赵，达可汗基本相当于皇位继承人。大可汗的专属机构是单于台，有左右辅等官员，胡、桀、鲜卑、狄、羌豪杰代理，属于胡族自治范畴。
应该说当时划分胡汉的制度极其简单，并没有试图解决胡汉对立的问题。只是为了稳住它而搁置，却为王朝埋下了隐患。这说明芜湖时代前期的胡汉矛盾难以调和，这在两个赵政权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如果说刘渊吹嘘汉朝反映了他的汉化倾向，那么随着金准之乱的爆发，刘汉政权内部的胡汉矛盾也浮出了水面。刘尧平定叛乱后，为前赵政权改国号为赵。前赵虽然与前汉一脉相承，但在政治认同上却属于两个完整的体系。刘尧以冒顿配天，以元海配神，实际上是放弃刘渊主张的刘汉宗族地位，回归匈奴传统，体现了芜湖时代的胡汉对立。
后赵政权的制度与前赵政权基本相同，同样构建了以大汗为核心的胡汉分治制度，民族矛盾比前赵更为严峻。最终，后赵政权在宗室和军事人员的混乱中，在冉闵的屠城政策中走到了尽头。
除了胡汉之分，两个赵政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皇族之间的厮杀。谷川道雄在《隋唐形成史》中直言，宗室在两赵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实际上是继承了胡部落的传统。宗室掌握军政大权，往往对皇权构成威胁。皇权为了巩固权力而提拔外戚和宦官，最终激化了政治内斗，引发了政权的衰落。
应当看到，宗室问题反映了芜湖时代初期胡族传统与汉族制度的冲突。如何约束宗室，加强皇权，成为芜湖时代的重要命题。
总之，赵朝作为芜湖时代的前期，是胡汉矛盾最激烈的时代，内乱与屠杀此起彼伏，反映了胡汉矛盾对政治稳定的激烈影响。就其制度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胡汉分裂和宗室势力，可见胡汉融合仍任重道远。
第三，芜湖时代后期反对秦炎。
冉闵之乱后，后赵政权趋于崩溃，中国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先后出现了前秦和前燕两个政权。两个政权都处于芜湖时代的后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胡汉问题，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但仔细研究两国的制度就会发现，由于地理条件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两个政权的制度具有不同的倾向，而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成为了北魏的政治前兆。(与此同时，还有前梁政权。应该说，梁政权保存了大量的儒家经典文化，为后来的胡汉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由于地理上的独立，他们与华北的政治主线联系不多，我在这里就不关心了。)
颜倩与士绅政治
颜倩政权应该说是芜湖时代汉化比较成功的政权，这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自金朝末年开始，中国陷入地陷，地方实力派大亨以坞堡的形式在乱世生存，而那些身体虚弱或不愿忍受战乱的汉人士人则开始逃离中原，奔赴边疆。陈寅恪先生敏锐地指出，五湖时期汉人的迁徙大致有三个方向:南下东晋、西行、东进。
由于颜倩居住的关东地区历来以文化著称，汉族文人的文化造诣对颜倩政权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也成为颜倩政权入主中原的中坚力量。凭借这一优势，颜倩政权为了吸引和安置汉人，积极褒扬进士和华侨设立郡县，建立汉人官僚体系，使兵士被吸收进颜倩政权。《晋书》记载，二都倾覆，尤、嵇失陷，刑政有所改善，流亡士子空怀归家。姚乃丽县是一个人口流动比较统一的县...北海享羡，广平游深，北平西虔诚，渤海封侯，西河宋玉，河东裴凯为股臂...于是道路赞不绝口，礼让欣欣向荣。
就制度而言，与两赵的一大区别是废除了胡族的自治制度，整个政权中上层只有统一的汉化制度，体现了芜湖时代后期的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前燕政权的整个体系是统一的，也有军印(营)，即宗室指挥下的军事特区。这一地区由宗室自治，君主对其控制力较弱。应该说是胡汉分区制度的改良版，也是北魏军事重镇的前身。与两赵相比，其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军玺与州县只是军政对立，不是胡汉民族对立，而且对立的范围被中央缩小了。第二，两赵自上而下设置了一整套胡自治制度，而军封只是作为特别行政区存在，不涉及中上层国家行政架构，中上层架构依然是统一的。
虽然颜倩吸收了大量的汉人，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多是在地方郡县或中层官僚，真正的政治核心仍然是宗室贵族，这也反映了胡族传统的影响。虽然前燕政权相对于两赵时期的胡汉分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宗室和皇权在政治核心上的斗争依然激烈，前燕政权最终在激烈的内斗和上层阶级自身的腐败中被前秦所灭。
(2)先秦与皇权政治
然后我们再来看前秦政权。在前秦政权初期，也沿袭了二赵的胡汉制度。永和七年，苻坚狂妄自称天王、大汗，洪自称大都督、将军、大汗、三秦之王，改姓桂氏。同时，前秦政权主要由彝族土司组成，弱子南安为辅将。使梁冷成为前将军，并领导历史悠久的左派...酋长毛桂则是可汗的辅相。
但在诞生时期，史书记载中已经看不到“大汗”这一职，胡族制度逐渐被汉化制度所取代，即所谓修宗庙、置长安百官的状态。到了福建时代，其行政体系进一步完善。应该说，前秦政权也完善了划分胡汉的制度，为解决问题做出了贡献。
但在芜湖时代后期，前秦政权呈现出与前燕政权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围。颜倩后期已经是腐败相，王公贵族，占人多为黑户，国家户口比私人少；仓库是空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即使在其灭亡之时，这样的场景在先秦也没有出现过。相反，历史记载当时是封闭的，人民是繁荣的。从长安到各州，都是树柳环绕，二十里有亭，四十里有驿站。旅行者在路上给他们，贸易和商业在路上兜售。谷川道雄甚至直言，“让人想起了汉唐大一统帝国的鼎盛时期。”我觉得相当于从地理条件和政治制度上找答案。
如果说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促成了颜倩的“士绅政治”，那么关中的景象就大不相同了。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凶悍尚武，文化素养相对较弱。所以有一句话叫关会出局，关东会出丑。此外，自东汉以来，士族进一步凋零，前秦政权内部的士族势力十分弱小。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前秦政权开创了一条与颜倩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
在苻坚统治时期，王蒙等汉族官僚得到重用，建立了强大的专制制度。福建皇后的弟弟特地入境强灌，祸及百姓。猛捕猛杀，尸于城中，与、孟邪归同灵。几十年间，20多人被贵族和有权有势的人杀害。结果百卫士大惊，右手屏息，路未接，风化甚大。苻坚不禁感叹:我现在才知道，世间有法，天子尊之。
前秦的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秦朝和西汉，都是关中政权。他们推行法治、打击豪强的决心，仿佛把人们置身于壮丽的秦汉帝国，那是一个君权强大、道德昌盛的时代。人们在傅坚和王蒙身上重新发现了这种“关中性格”。
在中国古代史的上半叶，华北有两个核心区，即关中和关东。由于地理条件和社会习俗的不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模式，就像战国时期秦国和六国的对立一样。芜湖后期，前秦与颜倩再次代表了关中与关东的对立。这一次的对立也变成了北周和北齐的对立。
从秦汉到魏晋，汉族社会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一派强调君权至上，追求君主的绝对权威，另一派强调士绅的利益，主张广泛吸收士绅进入政权。前者是秦汉的传统，后者是魏晋的风格。前者代表皇权政治，后者代表士绅政治。当问题逐渐缓和时，胡君主面临的是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是回到秦汉帝制还是接受它。
然而，秦汉帝国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魏晋时期，士族和贵族家庭纵横交错，他们根本不可能建立起覆盖整个中国北方的户籍制度，更不可能重建秦汉时期“一王众民”的政治制度。前秦政权打击士绅豪强，但未能建立完善的户籍制度，最终导致淝水之战后由于地方控制能力不足而导致前秦政权的崩溃。可以说，前秦政权的衰落也掩盖了民族矛盾背后的政治矛盾。
田雨晴先生在《东晋政治》一书中论述了前秦的覆灭，认为之前苻坚迁徙苗人分出重镇的政策导致了中部地区的衰弱，是政府的巨大损失。而苻坚之所以要重新安置苗人，正是因为北海公此前在洛阳造反，所以希望通过这一政策稳定关东。对于先秦政权来说，迁移百姓是谋反，不迁移百姓也是谋反。这与政策本身无关。先秦政权本身已经陷入了一个死胡同，而这个死胡同的关键就在于它所奉行的秦汉制度。
综上所述，先秦政权是民族矛盾和制度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此时民族矛盾较深，芜湖贵族无法真正融入先秦政权。另一方面，由于先秦时期打击豪强的政策，他们的地方控制能力极其薄弱，一旦叛乱爆发，根本无法阻止。
苻坚和王蒙向往的是波澜壮阔的秦汉。他一心南下，不顾众人阻挠，只因为他用一生去追求混六合为一家，把易迪当孩子的全新世界。也许他最大的错误是，在一个士绅桀骜不驯，夷弟在中央出轨，只留下落后民众哀叹的时代，他不该追求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
关中与关东，皇权与贵族，时隔500年，历史仿佛又回到了秦六国的时代，只是这一次，历史的出口更加遥远。五胡后期的燕秦对立，意味着胡汉矛盾开始逐渐缓和。胡开始探索历史的出路，试图建构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第四，崔浩事件与北魏的政治分裂。
淝水之战后，统一的先秦政权开始瓦解，各种政权重新建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魏政权。道武帝拓跋珪在神河北击败后燕军，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北魏的前身代国，在芜湖时代前期并无特别之处，而且远离中原核心区。那么北魏政权是靠什么特点崛起的这么快呢？此时人们说起北魏的制度，都提到分立的各部。
建国之初，太祖分散各部落，开始与他编户，说武平在中原...他分散各部，分地定居，不听迁徙。他的君主长大了，和他建立了家庭。所谓分立部，顾名思义，就是彻底打破塞北原有的部落制度，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从而加强皇权。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北魏实现了中央集权，能够对地方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这可能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散部政策并不是道武帝的独创。早在先秦时期，苻坚就实行了相应的政策，将自己的部落分散在汉朝附近的老地方，设立统帅，监督他们的行动，并由官僚收押。这不仅印证了傅坚恢复皇权制度的野心，也从侧面证明了制度与现实政治的脱节，先秦最终死于社会整合的失败。
魏晋时期中国难以统一的原因是如何整合士绅和贵族家庭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社会。士族和豪族在当地势力强大，使得王朝可用的编辑人数十分匮乏，王朝的财力和军力也无法得到保证。如果这些中产阶级社会不能融入政权，帝国的统治根本无法稳固。在胡政权中，部落首领、酋长郝等也是性质相似的中层首领。用一个改革来彻底碾压他们显然是不可能的。所谓“始于同户”，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理想。
胡族制度被打破后，如何尽可能地整合胡汉中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成为北魏政权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由此产生了宗主监护室制度。宗主监保制度是对汉族权力的承认，是对胡人土司的妥协，使其成为北魏政权的基层首领，这既符合汉代的社会结构，也是北魏上半期国家权力的限度。
北魏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段是后芜湖时代，后半段是前北朝时代。这种划分的依据是，在孝文帝变法之前，胡民族矛盾仍是北魏政权的主要矛盾，但政治矛盾也开始出现。后半段，随着孝文帝改革的深入，民族融合逐渐完成，政治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北魏政权的主要问题，这是北朝的第一声。
芜湖后期以来，民族矛盾有所缓和，更现实的政治问题出现了，即如何整合社会各阶层，巩固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帝国的统治。这个问题在芜湖后期开始出现。钱钦和颜倩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北魏即将统一中国北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可以顺利解决。相反，北魏政权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分裂。这一矛盾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崔浩事件中。
崔浩作为拓跋焘皇帝的首席文官，为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他屡屡出其不意，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北方士绅的领袖，积极帮助北魏政权吸收北方士绅，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汉化进程。冠州史和圣贤都用的很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英雄，却在民族历史的案件中悲惨地死去了。这件事很多人都讨论过，尤其是陈寅恪先生。“崔浩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北魏政治中，鲜卑土司的反汉化力量超过了汉儒家族。”陈先生对北魏初期胡民族矛盾的敏锐把握可谓真知灼见，但太祖在事件中的态度如何呢？
《崔浩传·北史》记载皇帝大怒，令一些部门压郝...真君十一年六月，崔氏与清河无距离，杨帆卢氏、太原石国、河东刘氏公婆皆富，皆失家业。太祖皇帝的大怒应该说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历来重视史书，但由史书编纂引发这样的灾难，实属罕见。太祖不仅没有保护崔浩，反而借机打击汉族士族。试想，氐族的贵族酋长并不怨恨王蒙，但即使要杀王蒙，苻坚又怎么会同意呢？据《舒威崔浩传》记载，世祖继位，左右嫉妒郝的正直。可见，鲜卑旧贵族对崔浩不满已久，但太祖一心维护崔浩。那么为什么在国史案中，太祖皇帝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大呢？崔浩和太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让我们深入思考背后的政治因素。
《北史·陆玄传》记载了一个保持人伦秩序、区分姓氏的巨大愿望。宣劝他:“我丈夫有自己的时间去创造东西，又有几个人愿意去做呢？”三思而后行。“郝当时虽然没有反对，但也没有接受，郝也亏了不少。崔浩所谓的清姓，是指魏晋复辟门阀制度，让汉族士族进入北魏的政治核心。这是孝文帝划分宗族的第一个声音，吴泰和崔浩之间关系的变化，或因如此。
太祖在位期间，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同时，他重视儒学，创办国子监。再加上部落传统的影响，太祖皇帝的政治倾向打上了皇权的烙印，强调君主的权威。然而，崔浩掌权后试图建立门阀制度，这与太祖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但在暗中确实存在许多矛盾，最终导致太祖在国家历史的情况下无法维护崔浩。
那么让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崔浩事件所反映的现象。从民族矛盾的明线看，崔浩死于胡汉矛盾，但从政治分裂的暗线看，太祖皇权政治与崔浩政治的矛盾是崔浩志悲剧的内因。
北魏政权中有帝国君主、汉族士绅、鲜卑贵族三种政治力量，分别对应秦汉帝国制、魏晋门阀、塞北部落三种社会制度。太祖和崔豪结合汉化的共同目标，崔浩帮助北魏吸收士人，巩固统治基础，而太祖则优待汉族贵族，两人合力限制旧鲜卑贵族的反动。然而，到了太祖后期，随着大量士绅进入政界，在汉化目标下一直被掩盖的太祖与崔浩之间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决裂。在鲜卑旧贵族的帮助下，太祖最终打击了崔浩和汉族士绅。
以往提到北魏政治，很多人关注的是胡汉矛盾，很少有人关注政治矛盾。应该说，在汉化集团内部，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理想，可以分为帝王派和门阀派。因此，在北魏政权内部，不仅存在着胡族势力与汉化集团的对立，而且还存在着内亚部落制、秦汉皇权政治、魏晋门阀派制三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对立和这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