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我们如何安顿下来?
(以下简称肖):我觉得这可能跟长期的教育文化传统有关,是男权文化造成了这个结果。比如今天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幼儿园老师,女儿在她班上。她女儿和别人打了一架。她不但不劝架,还打了别人的孩子十分钟。视频在电视上发布,引起社会关注。我觉得电视上那个被打的孩子,刚刚进入人生的初级阶段,就被教训了一顿。她以后怎么用自信的眼光看世界?她一定很沮丧。我们的家庭教育,包括狼爸虎妈之类的家长式教育,都不会让孩子从小培养自尊自信。中国可能有两种人:一种很骄傲,自我感觉特别好,这只是少数。这些人都很有钱,要么是统治精英,要么是所谓的商业暴君。另一种人处于支配、压抑或不自信的状态。我想你已经很仔细的观察过这个问题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当你看到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眼里都充满了冷静和自信,那么这个民族就处在另一个新时代的氛围中。我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罗中立有一幅画像叫“父亲”。父亲的眼神给人的感觉是沧桑的岁月里充满了期待,但他的眼神并不自信。他是这片黄土地的必然产物,我觉得很透彻。郑:我刚才说的是我对所谓普通人的印象。知识分子也很迷茫。例如,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似乎不知道如何思考。总觉得这样说是有原因的,那样说也是有原因的。往往很难做出判断,不知道何去何从。他还说,在50年代,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思考的权利,但他们的心态非常积极,他们感到有希望。今天的知识分子有思考的权利,却陷入了集体的迷茫。海派学者王小明曾说: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信仰,没有了精神之根。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我经常怀疑自己的学术立场。我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我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我也愿意做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尽我的批判义务,但我常常觉得自己无话可说,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我能真正相信的批判立场。不仅我如此,这种立场的缺失和这种精神失语也相当普遍。至于那种嘲弄和诅咒一切,却在心里一个劲儿地算计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自命不凡的风尚,已经明显地标志着文化界精神堕落的深度。整个取消信仰和认同的问题会成为流行趋势,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真的很严重。你同意钱先生和王先生的感受吗?肖: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感到迷茫和无根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他有一种价值关怀,但他找不到实现这种价值关怀的具体方式,所以他在思想上很迷茫,有一种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的感觉。不像80年代,人们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们有独特的简单乐观主义和由此产生的自信。现在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一方面觉得自由是那么的可爱,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又是那么的困难。很多知识分子似乎看不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内心有一种焦虑感。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基于理性的目标感,他们有一种焦虑或困惑。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另一种情况下精神资源的缺失。每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有那个时代的精神资源支撑。这种精神资源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无论是古代的朱还是张骞,这些古人都有远大的志向。他们有天地之心,有人民之命,有前事不忘,有万代之安。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难处,但也能自得其乐。用张伟的话说,最重要的是自满。他不在乎外面的人怎么看他。他的资源来自于他们认可的儒家信仰,类似于宗教信仰。儒家的这种信仰不是一个简单理性的东西,有很多复杂而丰富的感情因素,包括家庭、文化、道德、审美的支持。这种儒家信仰结合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集体经验,成为他精神资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孔子说寒时知松柏枯,我要仁,我要仁,各种东西都在里面。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过去所有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儒家思想的根基才没有了。我说的根,是作为我们民族集体经验的一部分,从生活中逐渐体验或接受的内在根,是以古人所说的群经、礼乐为基础,深入我们精神骨髓的文化根。我们民族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从五四运动到极端的文化大革命,盛行了半个多世纪。那是一个孔家店被彻底推翻,几乎所有传统的东西都被当做封建罪恶砍掉的时代。改革开放后,虽然没有反传统的话语统治,但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缺点是,那些沐浴在真善美传统价值观中的先辈们已经过世,我们不再有老一辈圣贤、老师的言传身教,也没有直接的生活榜样来影响我们自己。其实至少在20世纪中叶之前,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先人对后辈的示范作用,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断过,但到了我们这里,就出现了断层,这是自孔子以来80年代的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我们是自孔子以来生活在文化断层带的第一代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元朝废除科举几十年后,当时的文人也有一种断裂感。从明朝的地方志中可以隐约感觉到,但远没有今天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