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历史上的发展困境及其解决之道？

一方面，由于政治原因，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国内局势动荡，导致经济无法发展，政变和军人统治时常发生，民主缺失。国内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也阻碍了经济起飞。在东南亚战后政治发展史上，出现过模仿西方的议会民主和本土的威权政治。一般认为，前者是民主的，后者是独裁的。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在效仿西方民主的国家，虽然普通大众在形式上拥有普遍投票权，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选举只是少数政客动员社会、谋求权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很少在政策中得到体现，政府的效率很低。在发展型的威权政治中，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话语权以精英代理的方式得到高度认可和重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列出了民众的利益，政府效率高。而“效率，即制度的运行能否促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对社会和大多数民众福祉更实际的目标，在李光耀等人眼中是高于民主的原则性目标。”[6]此外，在被认为是最不民主的国家新加坡，不仅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基本上由定期选举决定，政府的政策也充分考虑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注意广泛征询相关社会团体的意见[7]。然而，在被模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下，除了定期选举，选民几乎无法参与各种实际上会影响其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政治选举虽然表面上赋予选民最终决策权，但实际上缺乏实际意义，因为当选的代表和政府在决策时通常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或某些特殊权力集团的利益。

东南亚战后的政治和社会现代化完全是从殖民主义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的成功在于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压力，没有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类型和模式。无论是沙立、李光耀、马哈蒂尔还是苏哈托，都是从反对西方议会民主的出发点出发，建立了自己的威权政治制度。尽管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内的西方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东南亚政治转型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历史进程的性质，这主要是东南亚人民的自主选择。其次，虽然军事政变在从模仿西方的议会民主向威权政治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的政治转型主要是通过合法选举和非暴力的群众政治运动实现的，因此大多具有和平过渡的性质。

东南亚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在政治转型方面，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陷入“民主-动荡-专制-再民主-动荡-专制”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的关键是专制向民主的过渡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使社会又回到了专制[12]。如何避免这种反弹，实现专制的软着陆，进而向民主过渡，仍然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原因，东南亚位于太平洋地震带，地震和海啸经常发生，这也冲击了东南亚的经济发展。

三是西方国家的干预，一方面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对东南亚指手画脚，加剧了东南亚的动荡，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上受到后殖民主义的掠夺，迫使东南亚国家依附于西方。总的来说，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目前没有其他选择。一方面，他们的出口非常低迷，另一方面，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竞争力也是不可取的。该地区国家的利率已经很低，因此货币政策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东南亚国家的财政部长对此无能为力，鼓励国内消费者尽可能少储蓄多消费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但也有经济学家指出，美国国内消费者已经疲惫不堪，但仍未能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这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因此东南亚国家应该寻求其他方式来刺激内需。目前，这些国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些国家会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内需，比如:在落后地区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或者花大价钱解决环境问题；其他国家计划进一步放松金融市场监管，以刺激房地产和其他行业的发展。

措施:

首先，经济发展战略、战术和政策更加符合各国的国情和国家利益，而不是盲目遵循主流经济理论的指导或屈服于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压力。其次，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改变经济发展战略，从出口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外向”转向把促进出口和扩大内需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的“独立外向”或“独立开放”。最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鼓励企业走技术进步促进效率的道路，实现经济增长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