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百姓办实事,甘祖昌讲龚全珍家风故事

1957年8月,经组织批准,甘祖昌回到阔别29年的江西省莲花县方楼镇岩北村,以农民身份定居下来。图为甘祖昌和龚全珍。新华社

一位将军,做了一辈子武官,因病坚持返田,带领村民修建水库、电站、农业,造福十里八乡。一位老师毅然跟随将军的丈夫扎根贫困山区,投身教育事业。他过着节俭的生活,但特别热衷于帮助别人。90岁高龄,仍不忘弘扬正气。甘祖昌和龚全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 *人的初衷和使命。

生活中,甘祖昌告诫子女最多的是:“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把老红军的架子搭上。”在这样的教育下,甘祖昌和龚全珍的后代在平凡的岗位上廉洁奉公,勤奋工作,继承了良好的家风。

乐于奉献是一个导师-

“在农村参加生产或工作,也可以对党的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这是电影《这样的将军》中的场景:1955年,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向组织申请回老家务农。龚全珍听后非常生气,责怪丈夫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甘将军向她发了火。

在谈到电影的细节时,龚全珍笑着说:“电影需要矛盾和冲突。我非常尊敬他。他是农民,入党这么久,是老同志了。”

甘祖昌和龚全珍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着共同的理想。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无论他们扮演什么角色,他们都坚信做一个纯粹无私的人。

当时,甘祖昌没有被组织批准回老家,于是龚全珍陪着丈夫递交了一份长达三年的报告。1957,组织终于同意了。龚全珍任教的解放军子弟学校八一中学的领导问她:“甘部长回老家当农民了。你打算做什么?”龚全珍说:“他是农民,我也是农民。我不会去学当农民。”

从新疆到家乡江西莲花县岩北村,甘祖昌从将军到农民,又回到了另一个战场;从军校到农村学校,龚全珍继续战斗在教育战线上。

战场不一样,但辛苦是一样的——从1958开始,甘祖昌就开始带领大家在虎形埂上潜伏老虎,在冬季水田里降龙,把虎形埂变成花果山,改造冬季水田,受到村民们的喜爱。“祖昌到了老家,每天背着铲子出去干活。种什么水稻,产多少公斤,他有一个小组来研究。”龚全珍一直保持着在部队教书的习惯。她周一至周六住在学校。她在小学当校长的时候,离家比较近,就十几分钟的路程,但还是吃住在学校。所以,甘祖昌几乎包揽了家里的一切。女儿的衣服鞋子破了,他会及时补上。三女儿甘公荣回忆说:“小洞是爸爸补的,大洞是周六妈妈补的。”

战场不同,结果却是一样的——甘祖昌带领村民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每个项目他都捐了款,统计达到85780元。龚全珍捐资修建了8间教室,数百名学生,近万册图书,用实际行动传递了甘祖昌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乡的信念。

从小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长大,不摆架子,不挑重担的思想很早就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二女儿甘一直记得父亲的话:“如果对前途有正确的认识,当你在生产或工作中有了小小的成就,你就会觉得在农村参加生产或工作也能为党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你就会自觉地感到农村的前途是大的,农村是有希望的。”

甘祖昌的叔叔孙干军,19岁参军,多次获得“好兵”荣誉称号。65438年至0999年,他在训练中右眼受伤,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右眼视力仅为0.05,被定为三等二级伤残。当时,甘军正在参加训练。他主动向部队领导要求退出训练,说“我的右眼已经严重受伤,即使解除也会影响我以后的工作。”

回到地方后,甘军自告奋勇到条件艰苦的高坑工商所工作,考察了最偏远的王家园地区。他在基层工作了十多年。在单位里,甘军对同事隐瞒了将军孙子的身世,从未用来“捉光”;隐瞒了残疾军人的身份,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要求。直到2010,市民政部门为修建甘祖昌雕塑去工商局找甘军,单位领导才得知他是将军后代。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隐藏这两个“秘密”时,甘军没有回答,只是谈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家事。甘军是由龚全珍带大的,他的祖母对他非常严格。她经常教导他:“不要因为我们是将军的后代,就炫耀我们的家世。我们的身份没什么特别的,但我们有特殊的责任继续传承将军的精神。”奶奶的话,甘军一直记在心里。

艰苦朴素是家风-

“国家每个月给我300多块钱,这些钱用于发展生产,改变农村面貌,比用于温饱要值钱得多。”

回到芙蓉后,甘祖昌和龚全珍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

在家里,甘祖昌是“财政部长”,连龚全珍的工资都交给丈夫统一分配。孩子有时候不理解,问妈妈为什么要把工资都给爸爸。他们通常需要向父亲寻求帮助。龚全珍总是说:“你父亲在部队从事后勤工作已经几十年了。他会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也就放心了。”

当时,甘祖昌月薪330元,但生活十分节俭,工资大部分用于支援农村建设。在群众眼里,他永远是打着补丁的赤脚,一根烟杆没有嘴。一个腰缠手帕、肩扛砍刀的农民形象。

“自从父亲回到家乡后,他给自己定了三章。他得和普通村民一样衣食住行。他不舒服,不讲排场。他无时无刻,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米饭是糙米拌土豆丝,蔬菜是豆腐、辣椒、白菜等素菜。”甘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要求我们不要在碗里留下一粒米。我们应该把掉在桌子上的米饭捡起来吃。我们绝不能浪费一粒粮食。”

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用品都是甘祖昌买的。孩子们穿的衣服和布料都是17美分一英尺的白色围兜,然后用染料染成蓝色、灰色和黑色,男女老少都一样。“我父亲说这样可以节省布料。父亲的衣服应该穿了10多年了。如果它们坏了,它们将被修补。直到补不了为止,就用来给二姨铺鞋底。”甘回忆道。

有老战友曾经对甘祖昌说:“老干,你这身打扮让我们老干部很难堪!国家没给你钱吗?一个月300多块钱,就不能做几套适合穿的衣服吗?”

甘祖昌回答:“我早就是农民,不是老干部。国家一个月给我300多。这钱比吃穿值钱多了!”

好的传统一定要传承下去。甘祖昌的家庭被打上了节俭的烙印。

如今,90多岁的龚全珍仍然过着节俭的生活。有一次,她的学生来老师家做客,看到老人的衣服太旧了,就说:“我给你买套新的。”龚全珍立即叫停,说这些衣服还可以穿,并告诉学生永远不要买。

从新疆回来后,龚全珍戴了几十年的手表。时间长了,表总是坏了。坏了就修,再穿。坏了就修,就穿,一直到修不了为止。她要让她孙女帮我在网上找个便宜的,几十块钱她还会专门讲解。

甘公荣也是出了名的节俭。龚全珍志愿者协会会长李礼辉说,甘公荣平时穿的衣服很朴素,衣服洗白了还穿着。他通常买一些不新鲜但更便宜的食物。甘公荣认为,只要洗干净煮熟了,就应该吃。有一次,李礼辉和甘公荣去看望困难群众。她发现甘公荣背着一个袋子,估计有10多年了,很多地方已经掉了皮。甘公荣说,没关系,只要里面的东西不掉出来,就可以继续用。

“干姐一个月工资3000多,但每次去看望经济特别困难的人,她总是以母亲龚全珍或个人的名义捐款500元或1000元。”李礼辉在日记中写道,她被龚全珍家庭的朴实无华深深打动了。

严格要求自己是家规-

“只能给后人留下革命的传家宝,却留不下舒适的小窝。”

甘祖昌和龚全珍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他们从不向组织提出要求,也不谋求私利。没有一个孩子沾过“将军后代”的光。“只能给后人留下革命的传家宝,不能留下安逸的小窝。”这是甘祖昌经常对孩子说的话。

新疆解放后,长子甘金荣去新疆找甘祖昌,以为父亲能给自己安排一份好工作。没想到,甘祖昌说自己没文化,不会做什么技术活,就安排他在新疆打铁。甘身体不好。几天的铁活之后,他生病了。医生证实他不适合做铁活。甘祖昌对儿子说:“我本想把你培养成铁血战士,可是你没有这个福气。好,我介绍你去农六师学开拖拉机。”

1973年冬天,在吉安卫校读书的大女儿甘平荣刚刚18岁。她听说吉安招收女兵,就想参军,于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给人武部打个招呼。接到这封信后,甘祖昌告诉龚全珍:“给平荣写封信,说我的意见是符合条件就去,不符合条件就安心读书。”

不幸的是,有一天龚全珍在田里干活时摔伤了手,甘祖昌陪她到吉安看病。吉安军分区领导同志得知消息,前往医院看望。顺便就甘平荣参军一事向甘祖昌请教。甘祖昌说:“一切都要按原则办事。如果她身体合格,你就应该接受她,否则,就不要接受她!不要因为我而破坏规则。我知道她右眼近视,希望体检时严格检查!”

得知这个消息,甘平荣伤心地哭了。但她没有灰心,积极锻炼,最终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光荣参军。入伍后,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训练,取得了好成绩,为爸爸妈妈争了气。

1976年,龚全珍从教育岗位上退休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离休干部可以换一个孩子。因此,他的小女儿甘打算上学“替班”,但甘祖昌坚决反对。他说:“子女继承父业是封建社会的一条老规矩,也是官僚集团腐败无能的根本原因。”孩子长大了,要自己找出路,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明月在时,曾以彩云归来。莲花山水见证了甘祖昌和龚全珍保持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也见证了甘家风的代代传承。多年来,甘祖昌和龚全珍的言传身教一直教育着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影响下,儿孙们虽然在平凡的岗位上,却个个循规蹈矩,兢兢业业。如今,他们有的被推荐为“最美萍乡人”候选人,有的成为“三八红旗手”,有的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同事朋友曾经给甘的孩子16字:革命的后代,将军的后代;淡泊名利,情操高尚。这不仅是对甘祖昌和龚全珍儿女的褒奖,也是对这个革命家庭高尚家风的褒奖。(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