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疟疾战争中我们输给了西方什么?

1693年,40岁的康熙已经先后推翻了鳌拜、平三藩、朱沙皇俄国,达到了帝国成就的巅峰,可谓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然而,一场疾病击倒了他――蚊虫叮咬使他患上了可怕的疟疾。

康熙整天汗流浃背,浑身发抖,最有才气的神医也不知所措。在大清尝试了各种药方和巫术之后,康熙召见传教士,让他们尝试带去的金鸡纳膏。

此举遭到了医生们的强烈反对,但排外的偏见无法战胜事实:康熙喝下金鸡纳膏后,高烧终于退了,命也保住了。康熙高兴极了,给了传教士一个房子叫“救世堂”,允许他们在北京传教。

其实康熙比很多人都幸运――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大帝,横扫匈奴的霍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英国革命的核心人物克伦威尔,都倒在了疟疾面前。

历史上疟疾造成的灾难比所有恐怖电影都多。公元5世纪,疟疾来到罗马帝国,于是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亡。到处都是“破裂腐烂在街上而没有被掩埋的尸体”。悲剧中有喜剧。趁机攻占罗马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也死于疟疾。

古人不了解疟疾的病因,所以称之为瘴气,岭南西南常被称为“疖子之地”。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往往记载着“许多士兵死于疾病”,“士兵来了血刃,十次感染死者”。当地官员听说要去那里工作,只好先写了遗书。

疟疾带来的噩梦是如此可怕,以至于研究和对抗疟疾被称为拯救人类的超级工程。在这场东西方对抗疟疾的竞赛中,西方起步较晚,但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弯道超车。

1683年,西班牙传教士来到印第安部落,发现当地土著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疟疾。秘鲁州长的妻子成为第一个成功治疗的名人。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霜中提取出有效的抗疟成分,命名为奎宁。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四位西方科学家因疟疾相关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

虽然早在1000年前,东晋的葛洪就在《肘急方》中记载了绞黄花蒿汁治疗疟疾的方子,但这个方子却像古代的许多科学发明一样,长期被忽视和束之高阁。直到屠呦呦团队研究了600多个中医古方,才最终注意到“青蒿方”,并由此发现和提取了青蒿素,获得了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为什么中国在这次比赛中落后西方很长时间?

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因为尊重自由独立的思想,可以庇护异己,学者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导致了科学的sturm und drang,奎宁很早就诞生了。但在乾隆年间订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欧洲人“天文计算比以前更精密,工艺也比以前更巧”,但“他们的吹嘘是骗人的,是古怪的,是特别异端的”。因此,大清帝国应该“取其术,禁其学。”

中国古代统治者压制自由独立的思想,视科技为奇、巧、俗。难怪葛洪的方子被埋没在方子的海洋里。可见,伟大的发现和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社会制度。在东西方与疟疾的战争中,伟大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制胜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