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在史学史上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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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思想的异同

摘要：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就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和班固在我国史学史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可以说是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在《史记》和《汉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差异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他们都做过挣脱天命神学历史观的努力，司马迁的“自成一家之言”就是具体的表现，而班固虽然笃信天人感应论, 但其在历史考察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事的作用, 绝没有全然用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解说历史而不及其余。他们都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

以上是司马迁和班固史学思想的相同点，但在史学界，关注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一、天命神学历史观

1、构建“一家之言”独立学说体系

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史记》中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占主导。他承认有“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但司马迁对天人感应之说绝非坚信不疑，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在董仲舒等人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时，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 明确表示了否定天命的思想观点表现了进步的历史观。

2、正统化的“天人感应说”

班固史学思想具有神意化倾向，班固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其具体表现一是通过考证刘汉世系，系统宣扬“汉为尧后”说，从神意角度对刘汉皇朝的历史统绪作出了解说，为刘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通过大量论载和系统宣扬天人感应思想，从而表达了他的天人观。

他大肆鼓吹帝王天命说，如《汉书·高帝纪》有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指出刘邦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受“自然之应”，这与司马迁所记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外，《汉书·天文志》也大力宣扬“天人感应”之说，班固认为天时自然的变化“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二、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司马迁看到, 历史演进往往存在着某种客观必然性。指出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 是社会各种客观条件的交替综合, 即一个较长时间里有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因素逐渐积累决定的历史趋势。在司马迁看来, 如同事物发展由盛而衰一样, 是由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班固的史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系统,且富有创见的。在他看来,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历史变化规律的政治性学问,其任务是记存事实、研究规律,其作用在于增加知识、提供借鉴、预知未来。班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他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汉书》虽然充斥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但也表现出进步性的一面。

班固虽然相信历史循环论, 但是他并非把一切历史事变都归于天意所定, 而是注重结合时势考察历史的逻辑发展。首先, 班固看到许多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时势造成的, 都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因素, 因此主张“以通古今, 备温故知新之义”。

三、皇权的至高无上

在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不能有所侵犯的，而史家写史越是切近当世的则越是要有所“忌讳”。

然而，司马迁却敢于直接披露统治者的言行，不会因为自己是汉朝臣子而多加隐瞒。在《史记》中，司马迁直接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有关于刘邦的一些描述：“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这使我们看到堂堂一代开国之君竟是如此充满流氓无赖习气，这是对统治者的批评也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班固则与司马迁截然不同，他极力为统治者润色，歌功颂德。班固是一位具有浓厚正统意识的史学家。封建正统史观《汉书》的宗旨是“尊汉”,班固认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因此指责《史记》把汉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他还批评《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这些批评,正好反映了班固的封建正统史观。《汉书》在体例上突出西汉王朝的地位,为了突出汉家的历史地位,班固《汉书》在神化汉王朝创始人刘邦及其家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编造了一套“汉帝本系,出自唐帝”的谎言。《汉书》把项羽、陈涉统统贬人列传,突出地反映了班固那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封建正统史观。《汉书》大量采用了《史记》的材料,而将凡是表现出司马迁异端思想的话则一律删除,这又正好暴露了班固的封建正统史家的立场和观点。由于司马迁写史毫不忌讳，直接指责统治者，因而班固写《司马迁传》指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在班固看来，是非合于圣人，言论利于当朝才是正确。《汉书》中有五十余篇因袭《史记》，仅稍有文字改动。这些不多的改动，正反映了《史》、《汉》二书历史观点上的根本对立。

四、大相径庭的经济思想

《史记》与《汉书》同为货殖作传，但是在思想上却是截然不同的。班固认为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相对于此，班固则不这样认为。班固在这方面所写的人、事与司马迁大致相同，但在个别列举的时候，却有所区别，甚至所做的评语是完全相反！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赞扬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的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而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

以上为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几个不同点，司马迁写《史记》乃旨在“成一家直言”，写《史记》属于私撰行为，所以其书有抨击统治者的言论没有受到官家的限制。班固则不同，班固起初为续其父之业写《汉书》，后因有人告其私改国史而入狱，后明帝知其写书的目的，而下诏“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此见于《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写史乃奉旨而撰，因而处处受官家之言所限制。然而这点只是他们不同的表面原因，更深原因在于他们所生活的背景。

司马迁与班固史学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史学成就仍然使后世产生一种“泰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敬之请。而《史记》和《汉书》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双璧辉映，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正因为其影响之巨，才会有学术界一直讨论不休的“班马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