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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赵氏孤儿（赵武） 汉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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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约公元前723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仲的传记，载於《史记·管晏列传》。
赵武（？-前541） 即赵孟，春秋时代晋国的执政大夫。赵氏为晋国世族，其曾祖赵衰为晋文公时大夫，曾辅佐文公成就霸业。其祖父赵盾，作为晋国的执政大臣，历事襄公、灵公、成公三朝。其父赵朔在晋景公时，继任大夫之职。其子赵成，字景叔，谥赵景子，其孙赵鞅。
晋景公三年（前597），担任司寇的晋国大夫屠岸贾，图谋作乱以控制晋国政权，决计首先消灭赵氏势力。于是就借口赵穿(赵盾的族弟)曾刺杀晋灵公，其责任在于赵盾，便背着晋景公擅自发兵攻打赵氏于下宫，诛杀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灭了赵氏全族。
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当时怀有身孕，逃进王宫躲避。过了不久，生下一男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当时，屠岸贾曾进宫搜索孤儿，赵朔妻把孤儿藏进裤档里，祝告说：“赵家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果然在搜索的过程中，孤儿就没有出声。后来，孤儿终于被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的朋友程婴辗转救出宫来。公孙杵臼为此献出了生命，程婴带孤儿藏匿到山中。（今山西盂县有藏山，相传即为当时程婴藏孤之处；今山西忻州市西郊和垣曲县中条山也各有一处藏山。按：灵公、景公尚都于绛，即今山西翼城县，藏孤之处不宜距国都过远，当在今晋南境内，故似应是垣曲县中条山的藏山）。
15岁时，在年高望重的晋大夫韩厥等人的努力下，晋景公为赵氏昭雪，平反了冤狱，发兵攻灭屠岸贾，并尽灭其族，立赵武为大夫，恢复了赵氏的土地封邑。晋平公十二年（前546），赵武担任正卿，主持晋国国政，代表晋国到宋国的国都商丘出席了弭兵大会。这次弭兵的建议是由宋国大夫向戌提出，而实际上体现了赵武偃武修文的政策。他一贯主张减轻各诸侯国对霸主的贡纳，加强礼仪方面的要求，各国都循礼行事，即可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早在晋平公十年（前548），他耖。说过：“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所以，向戌提出弭兵建议，晋国首先响应。在会盟中，赵武处处表现出息事宁人的态度，重信义，崇礼让，使弭兵活动取得了实际成效。弭兵大会由晋、楚两国联合发起，共有晋、楚、鲁、宋、蔡、卫、陈、郑、曹十国代表出席。大会约定晋、楚两国息兵停战，共作霸主。
主持晋楚弭兵大会，是赵武平生所参加的一次重大政治外交活动。这次活动不仅扩大了赵武在诸侯国之间的影响，也增强了赵氏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晋平公十三年（前545），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经过一番对当时晋国政治形势的考察和研究，延陵季子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后来事实证明，延陵季子的论断完全切合实际。
赵武执政期间，在内政外交上都奉行稳妥平和的政治路线，虽然没有十分突出的建树，但保存了晋国的实力，维持住晋国的霸主地位，在与楚国抗衡中并未明显处于下风，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故晋大夫祁午曾对赵武说：“师徒不顿，国家不罢（疲），民无谤言，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
为了维护弭兵的成果，赵武曾“再合诸侯，三合大夫”，多次会盟。就在他去世那年（晋平公十七年），还与楚、齐、宋、卫、陈、蔡、郑，许、曹等国在虢（东虢，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古荥镇）地会盟，重温宋国会盟时达成的协议，维护各诸侯国之间的休战状态。
可能是与早年的颠沛流离有关，赵武晚年总觉得心身俱衰，委顿之色溢于言表，如对周王室使者刘定公说：“吾侪偷食（苟且偷生），朝不谋夕。”对秦国公子后子说：“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年）？”自感劳瘁，倦于勤政，应答宾客之际，流露出天年不永的症兆。这和他婴儿时期的传奇经历相映成趣，增加了他一生的戏剧性，为史书大书特书。
赵武死后，谥为文子。赵武以后三世至赵襄子，韩、赵、魏灭智伯，三家分晋。
汉宣帝
废黜昌邑王刘贺之后，光禄大夫、给事中（内朝官）邴吉，建议把流落民间的汉武帝曾孙刘病已迎入宫中，入继昭帝大统。这时，在汉武帝的后代中，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邴吉又极力赞扬这位18岁的皇孙“通经术，有美才，行安节和”。大臣会议同意了邴吉的提议，派宗正刘德驾车到长安尚冠里，将这位新君奉迎入未央宫。那么，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什么同意立刘病已为新皇帝呢？
薄弱的根基
当年戾太子刘据有个妾叫史良娣，生下了皇孙刘进。刘据共有3个儿子，为了加以区别，就以其外祖母家姓称刘进为史皇孙。史皇孙长大成人后，娶妻王翁须，生下了儿子刘病已。数月后，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之祸”爆发，戾太子、史良娣、史皇孙、王夫人和这一家族的其他人先后遇害，只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刘病已保留了一条活命，被送进了监狱。
因为有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命令处死所有犯人，典狱官邴吉据理力争，保住了刘病已的性命。第二天武帝就撤销了这道命令。由于他还是个婴儿，邴吉在狱中挑选两位女囚做他的奶娘。刘据一案平反后，在刘病已5岁这年，邴吉再一次把他抱上了自己的车座，送到了鲁国他的祖母史良娣家族寄居。史良娣的母亲贞君对这个可怜的孩子非常疼爱，不顾年老体衰亲自照料他的生活。邴吉还及时将刘病已已被赦免的消息上报给了掖庭宫廷官署。从此，刘病已的名字被记在了宗室的族谱上，他的生活费用也全由朝廷提供。这时的掖庭令张贺，原来曾当过戾太子刘据的家吏，顾念主人的旧恩，对这位皇曾孙关怀备至。他用自家的私钱为刘病已延师受学。
眼看刘病已一天天长大，掖庭令张贺开始为这个落魄皇孙的终身大事着急，为刘病已聘下了掖庭监狱的典狱长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于是，17岁的落难皇孙刘病已娶了许平君，一年后就有了儿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没过几个月，刘病已变成了刘询，成了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皇帝。汉宣帝起自民间，根基薄弱，易于操纵，这是霍光选立他的原因之一。
谶言的出现
谶言，又称谶纬，是流行于两汉之际的宗教神学。所谓“谶”，就是某种有待应验的宗教预言、隐语；而“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衍生成补充儒学经典的意思。“谶”来自于天命所托，又叫“符命”“谶记”等等；“纬”则假借了神化了的孔子的名义。大致说来，谶纬就是根据某些神秘的启示验证人事的言论。谶纬之兴，是经学畸变和社会危机共生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为动荡时事的政治角逐提供了一种便捷有效的舆论工具。
昭帝在世时，人们也许看到他体弱无子，便有一种流言悄悄在朝野上下不胫而走。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传说泰山莱芜山南有数千人看见有块高1丈5尺，长48围的巨石，忽然自己竖立起来，插进地里8尺，下边还有3块小石为足。又据说，皇家上林苑中，有棵大柳树倒地枯死，又自己站起来复活了，上面还有小虫咬食树叶而成的文字：“公孙病已立。”谶言中的“公孙”是何意？“病已”是谁？此事是编造的吗？从西汉至今，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论。但至少可以看出，刘据的悲剧已在民间流传开来，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当时的人们思慕着卫太子，对昭帝即位后未能给卫太子平反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已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冲击着霍光权移主上的现实。霍光是知时务的聪明人，他知道这股思潮是不能抗，只能顺的，拥立刘病已既可上承天意，又可使自己转被动为主动，遂了容易操纵新君的心愿。这是霍光选立刘病已的原因之二。
然而，宣帝也会像昭帝那样服服帖帖吗？霍氏集团能够永握国家的权柄吗？
[编辑本段]魄力：清除霍氏
由于汉宣帝生于“巫蛊之祸”中，亲人被诛，本人一直生活于狱中或民间，理解、同情下层人民，又深知宫廷争夺皇位的残酷，所以登上帝位后，小心谨慎、宽厚仁慈，着力团结各种宗派势力，以巩固其地位。
戒急用忍
宣帝采取了和他前任昌邑王刘贺迥然不同的措施，那就是戒急用忍。
即位后，宣帝把朝政都委托给了霍光，唯有一件事情坚持自己作主，那就是册立皇后。大臣们都知道霍光有个小女儿叫霍成君，论辈分还是上官太后的小姨。众臣不谋而合，都把皇后的位置心许给霍光的女儿了。宣帝却难忘相濡以沫的患难妻子许平君（刚入宫时以立为婕妤），有意立她为皇后，但他不向大臣们明说，却下诏寻找一把自己在贫寒时使用过的宝剑。这道寻故剑的旨意情真意切。大臣们心里明白，只得上奏，请立许婕妤为皇后。对此，霍光也只好认同。
公元前74年12月31日（农历元平元年十一月壬子日），许平君成为大汉皇后，依照惯例，皇后的父亲应该加封为列侯。但霍光以许广汉为“刑余之人”作托辞，竟不许封，最后只封个“昌成君”。
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还政于宣帝，宣帝自知势孤，没有霍光的势力作靠山是不行的，遂谦让，使霍光继续任原职而秉国政。汉宣帝论定策功，褒赏以霍光为首的功臣，封邑封侯。这样，汉宣帝不仅稳定了朝臣、将军之心，而且使霍光集团忠心辅佐，皇位得以稳固。
霍光的小女儿成君未能入宫，霍光的妻子霍显气得火冒三丈。做了两年皇后的许平君再次怀孕，到快分娩时，有病召女医淳于衍入宫。霍显指使淳于衍谋害许皇后。本始三年（前71年）许皇后生产后，淳于衍趁机把事先带入宫中的附子粉末掺入丸中。生附子有毒，泡制过的附子也辛、甘、大热，孕产妇绝对禁用。许皇后服药后，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不久，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终于成为宣帝新的皇后。
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死。霍光执掌国政20年，大权独揽，虽无皇帝之名，已行皇帝之实。但是，霍光正确地执行了汉武帝临终遗诏的基本精神，终于使西汉王朝由社会动荡不安进入到“昭宣中兴”，为西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看，霍光专政，对西汉王朝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夺回皇权
24岁的汉宣帝熟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是一位富有社会经验的青年。他挣脱了辅政大臣的羁绊，开始亲问政事，独揽朝纲，渴望以自己的意志施政，励精图治。霍光在世时，宣帝对其既有一种畏惧感，又背上了一种感恩的包袱。现在霍光虽然病逝了，但霍氏家族仍然紧紧地控制着中朝的军政大权。宣帝不是鲁莽的政治家，表面上继续封赏霍光的子孙，让其享受荣华富贵，自我暴露，再逐渐削夺他们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加强外朝的权力，下诏给御史大夫魏相，暗查霍氏隐匿不报的上书，以防壅敝，进而戳穿其阴谋，逼迫其就范、让权，最后达到清除的目的。
可是，颟顸的霍氏集团对皇帝的新动向毫无察觉，反而依仗皇太后、皇后的特殊关系，变本加厉地专横跋扈、奢靡越制。霍光的寡妻霍显及其儿子霍禹不经朝廷许可，私自越制该修霍光的陵墓。规模如同帝王陵墓一样；霍光孙霍云常称病不上朝，却私自外出，派自己的家奴代为上朝谒请；霍显与几位女儿又置宫禁制度于不顾，常常不分白天黑夜地进出太后所居的殿中。
霍显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危险之的漩涡之中，仍然颐指气使。宣帝立刘奭为太子的决定，深深地触怒了霍光的孀妻霍显。她气得不进茶饭，大口大口地吐血，遂教唆女儿霍成君毒死太子刘奭。然而，霍皇后实在找不到下毒的机会，但在态度上却常常对太子横眉冷对了。霍成君的一言一行，都被宣帝看在眼里，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暗地里加快了从霍氏家族手中夺回皇权的步伐。
汉宣帝掌握霍氏罪行后，镇定自若，复封霍山为乐平侯，领尚书事。接着宣帝诏令吏民奏事，可以不通过尚书，直奏皇帝，大臣亦可直接参见皇帝，从而把尚书架空，使霍氏掌握的中朝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之后，汉宣帝又陆续将中朝的霍氏成员调离，并收兵权。网已经布好了，只等收网的那一天了。地节四年（前66年）夏，失去了权势的霍家人深为怨恨，开始密谋发动政变。霍禹、霍山等阴谋设计，杀丞相，废宣帝，立霍禹为皇帝。结果计划泄露，宣帝派兵逮捕霍禹，腰斩于市，霍显、霍云、霍山等自杀，霍皇后被废，居昭台冷宫。霍氏集团被一网打尽。
汉宣帝尽管将霍光全家杀光，但并没有因此抹杀霍光的功绩。宣帝晚年在麒麟阁设置画像，霍光仍然被列为第一功臣。
一代明君汉宣帝诛灭了霍氏集团，却继承并发展了霍光的治国路线。
[编辑本段]功绩：中兴之主
汉宣帝恢复了几失之于外戚的刘氏天下，研究了有汉有来统治天下的经验教训，在忠实执行汉武帝“轮台诏令”所制订政策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改革。
整顿吏治，惩治腐败
诛灭霍氏集团后，拔除了危乱国家的祸根，为进一步削弱权臣的势力，保证汉王朝的政令畅通，宣帝开始大力整饬吏治。
在中央，调整内、外朝关系。宣帝亲自过问政事，省去了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宣帝规定做丞相的人既要有学识，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敢于决断，又要有治国经验，而且政绩突出。
在地方，重视地方长吏的选任。汉宣帝充分认识到，选好郡国守相是搞好吏治的关键。汉代郡国守相不仅管辖范围广阔，而且在治区内大凡经济、政治、军事、民政、财政、司法、治安、教育、选举，都在其掌握之中。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守相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大问题。对下，涉及能否正确指导和督责县级官吏的工作；对上，事关能否帮助皇帝与中央官吏了解下情，为制定政策，选拔考核官吏，提供可靠依据，从而保证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郡国守相在安定百姓，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县令虽然与民的关系更为亲密一些，但其管辖地区小，影响了不大。在太守专郡的汉代，“县令听命，反如其臣”。郡县治理的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守相。事实上，宣帝即位时，郡国守相很少有称职的，所以，培养和选拔大批“良二千石”就尤为必要。
正因为上述原因，汉宣帝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询问治国安邦之术。如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一例：“渤海左右郡饥荒，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为了考核龚遂的才能，宣帝亲自召见，策问治渤海之术。当宣帝确信龚遂的才干后，便任命他为渤海太守，让其赴任，并给与他“一切便宜行事”的权力。龚遂果然不负众望，在他的治理下，将那些武装反抗地主压迫的农民从“盗贼”中区别开来，不到几年时间，“军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民安土乐业”。
汉宣帝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宣帝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后来，又继续实行自汉武帝以来，派刺史考察郡国守相的制度。
每年年终，郡国上计吏都要带计薄赴京。宣帝针对武帝后期以来上计不实，计薄形如虚文的情况给予严格纠正，令相关官员核查计薄。对真伪相乱者，严加处罚。根据考核结果，宣帝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因政绩突出而受到奖励的官员很多，如杜延年、黄霸、朱邑、召信臣等人，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相反，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宣帝则毫不手软，严惩不贷。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宣帝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的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宣帝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由于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因而宣帝整顿吏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良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整个西汉时代的良吏，以汉宣帝时为最多。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为政宽简。其统治往往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得到时人的好评。“循吏”是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
其次，整顿吏治形成的奖励机制，促进了官吏素质的提高，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高效的运转。宣帝时有不少官吏，刚做官时文化素养并不高，由于皇帝的提倡和仕途的需要，往往在政务之余，拜师或自学儒学。如邴吉出身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黄霸为吏后，在狱中从夏侯胜学《尚书》等等。宣帝时历任丞相的素质，无论学识，能力，治绩，都大大优于武帝、昭帝时期。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决策，举荐考核官吏，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从而彻底改变了武昭时期丞相无所作为的局面。还有许多官吏，或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再次，整顿吏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中兴大业。整顿后的郡国守相多由良吏担任。他们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当然，宣帝时的吏治仍有不少弊端。有些官吏执法不公，草菅人命；敲诈勒索，繁兴徭役；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应付差事，敷衍塞责等等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官吏虽无大过，但平庸无能，不称其职。就连宣帝本人在执行中也带有较大的感情色彩，出现了冤案，错案，以及后期重用宦官等。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宣帝整顿吏治是成功的，是应予肯定的。
召开会议，整理经典
宣帝继昭帝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法典的性质。但是，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开这次大讨论。萧望之等大臣参加评论，汉宣帝亲临会场，随时对争论问题作出裁决。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也进入官学。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调整政策，发展经济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昭帝、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整顿官营，调整工商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轻徭薄赋，劝民农桑
汉宣帝继续奉行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对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抚恤更多。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残疾的地区，都免除三年的租赋。五凤三年（前55年），诏令减天下口钱。甘露三年(前52年），令减收算赋钱，1算减30钱。甘露三年（前51年），又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宣帝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足以供给京师所用，可以减省关东多一半的漕卒。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使漕运力役大省。
为了减轻农民转漕和徭役不息之苦，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宣帝还有计划地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地节、元康年间（前69年—前61年），赵冲国击破先零羌，乃罢骑兵，留步兵屯田，这样就可以满足击羌“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之需。
抚恤流民，抑制兼并
昭宣继武帝之后，“百姓流离”的状况一直未见好转。这是导致统治秩序不稳的社会因素，汉朝统治者无一例外的对它倍加重视。汉武帝晚年所表示的忏悔，就是这股可以“覆舟”的潜在力量冲击的结果。作为继承大统的昭、宣两朝皇帝，也诚惶诚恐，并寻求各种解决的途径。
昭帝时，对贫民多次实行赈济的办法，重在安抚。或派官员救济，或借给粮食和粮种，甚至在元凤三年（前78年），又将荥阳的中牟苑分给贫民耕种。
宣帝时期，对流民的抚恤措施更加具体化。如地节三年（前71年）十月，诏令：凡回归原籍的流民，由政府分给公田耕种；借给粮食及粮种；免除纳算赋和徭役等。这是自武帝以来，抚恤流民条件最优惠、措施最具体的一项诏令。
在抚恤贫民的同时，宣帝还极力制止土地兼并：一是迁豪。汉代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因而引起官僚、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大肆兼并，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宣帝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假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二是假民公田。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据记载，宣帝曾先后四次颁布这样的诏令。
软硬兼施，建功边事
汉宣帝时，汉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则软硬皆施。汉宣帝派兵击灭西羌，袭破车师，进一步加强汉朝对西域的影响。与此同时，随之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发生内乱，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三年（前51年）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称臣，成了汉朝的藩属，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