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虽然具有远见卓识,但可惜实际执行能力却有所欠缺,他还书生气十足,相信只要制度一变,天下立可太平。他的各项改革措施,根本上脱离社会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加之在执行过程中被地方豪强反复歪曲、弱化,这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而且改革速度过快,很容易造成反效果,从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比如王莽明令禁止奴婢买卖,地方豪强就把交易从地上转移到地下,奴婢买卖继续进行,但相当多失去田地的百姓却连卖身为奴、苟延残喘的机会也不易得到了。
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他的改革政策,对于违反者施以重刑。因为对新法不了解或走投无路、被迫触犯的,不仅仅是地方豪强,也包括许多平民百姓,结果政府官吏毫不加以区分地逮捕、镇压,这样就使新法失去了社会基础,失去了底层百姓的拥护。
再加上王莽治理天下,好像种试验田,法规多次变更,使百姓无所适从。他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欺压各依附国,造成西域、匈奴、高句郦、句町等各国的反叛,派兵征伐,耗尽了国库,也给周边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世间的事情,并非只要有好的意愿,就能得到好的成果,这样的改革,岂有不失败之理?
天凤四年(17),临淮(今江苏盱眙)人瓜田仪起义于会稽长洲(今江苏吴县)。同年,琅琊(今山东诸城东南)人吕母因为当县吏的儿子被长官冤杀,就聚集贫穷少年百余人,攻破海曲县(今山东日照西南),杀死仇人祭祀其子,然后引兵入海。
王莽派使者前往安抚,使者回来报告说:“盗贼才刚解散,转眼就又复合了。”王莽惊问缘故,回答说:“因为法规太烦琐,很容易触犯;辛苦耕种,所得不足以缴纳赋税;就算闭门坐在家里,都怕邻居私铸钱币,自己要连坐。百姓因此纷起造反。”
就在吕母起义后不久,荆州地区闹起大饥荒,百姓失去了活路,遂铤而走险,数百饥民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为渠帅,发动起义。南阳人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王常、成丹等皆往依从。起义者以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境内)为根据地,很快扩充到七、八千人,称为“绿林军”。
地皇二年(21),王莽派荆州牧率领两万精兵,围攻绿林军。绿林军主动出击,在云杜(今湖北京山)附近设伏击溃新军,缴获全部辎重,并俘虏了敌军统帅。经此战后,绿林军声名大振,兵力很快膨胀到5万余人。
王莽急派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由洛阳率军南下进攻绿林山。正逢绿林山一带流行瘟疫,绿林军一方面为了脱离疫区,一方面为了暂避严尤和陈茂的锋芒,分南北两路向外发展。
南路绿林称“下江军”,由王常和成丹统率,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以吸引新军的注意。北路绿林为主力,称“新市军”,由王匡、王凤、马武、朱鲔等率领,北向南阳,准备寻机杀入关中。当年七月,新市军行进到随县附近时,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聚众数千响应,称“平林军”。
天凤五年(18),琅琊人樊崇聚众数百起义于莒(今山东莒县),随即转入泰山地区,不到一年的时间,兵力就已上万。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等各自起兵,后来也与樊崇联合起来,众达十数万。他们痛恨新莽的重刑苛法,模仿刘邦“约法三章”,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地皇三年(22),王莽派太师王匡(与绿林军领袖王匡同名同姓),更始将军廉丹领兵十余万前往进剿,樊崇等为了区分敌我,把眉毛都涂成红色,从此就称为“赤眉军”。廉丹所部,军纪极差,所过抢掠百姓,于是民谣唱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