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为伴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嗜书如命。无论是懵懂求学的少年时代，还是刀枪戎马的战争年代，或是忙忙碌碌的和平时期，他总是人不离书、手不释卷，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长征途中，他在马背上读，担架上读，不让一日闲过；解放后，他在火车上读，轮船上读，读书越来越痴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要求看书，真是“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长沙求学期间，有一次老师杨昌济刚翻译一部《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知道后，赶紧把手稿借来，一周之后就还了回去。老师告诫他读书要仔细，不能囫囵吞枣。毛泽东解释说，此书先生急用，我来不及细读，便一字不漏地抄了一遍。老师更为惊讶，几十万字的手稿，竟然被毛泽东一周内抄录下来！

在江西井冈山和瑞金时期，部队每攻克国民党县城后，别人都在搜集财物，而他却痴迷搜书，让战士们到处搜集书报。《三国演义》就是在一家土豪屋里找到的。战士搜集的陈年报纸，哪怕一张小小的纸片，他都会很爱惜的收藏起来。

1932年4月3日，毛泽东指挥攻打漳州，战士们搜罗了一大批图书，其中有《 社会 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毛泽东如获至宝，一直带在身边。

长征时，考虑到行军困难、颠沛流离，中革军委下令所有人轻装前进，所携物品必须限量。毛泽东宁可别的东西少带，却舍不得丢下一箱书籍。行军间隙，他不时拿出书来读，即便是生病了骑在马上，他稍清醒就会在马背上读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在马背上读完的。一次休整时，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居然连饭锅、牙刷都扔掉了，却带着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不少书。这些笨重的书，跟着队伍爬雪山、过草地，一路到了陕北。

在延安，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穷尽—切可能，托人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书报。1938年8月，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第一次出版，他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将《鲁迅全集》辗转运到了延安。

平日里，他不修边幅，吃穿都不怎么在乎，许多好的衣物等都赠送给了穷苦百姓，唯独对自己的书十分“吝啬”，哪怕再破旧也一定要保存在身边。

慢慢的，他的书多起来了，有专人替他保管。刚开始，他的书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后因日军飞机轰炸，搬运到一个很深的窑洞，保护起来。

1947年初，胡宗南率重兵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中央机关撤离时，毛泽东刚骑上马，又跳下马。原来对他几箱书不放心，担心被国民党军队破坏，特地安排警卫员马汉荣把书驮运到临近山村，等延安收复后再运回来。

后来，这些书又辗转千里，搬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读书条件变好了，他的书也慢慢多了。为了方便藏书看书，他在卧室里安置一个藏书架，定制了一个带双床头的木制床，床的一侧是两个大书柜，另一侧有一张小桌和一张大方桌，上面摆放着各种书籍和批阅的文件。平时，他将卧床的一半位置都留给了书，侧卧着就可以取书、读书。

经过他多年的收藏，他的图书架放满了各类书籍，从 社会 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足足10万册，即使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也难能与他相比。其中不少都是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留存下来的，书本早已泛黄，字迹也变得模糊，但是他依然视若珍宝，一个不舍得扔掉。

不但卧室里藏书，办公室，厕所，游泳池休息室，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以便随时可以拿来阅读。

即便如此，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据统计，截止1966年9月，他先后从图书馆借用各种图书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1号借书证。

毛泽东在外出开会、视察时，哪怕只是短暂出差三五天，他也一定会提前列好书单，工作人员便会根据书单所列把书带上，少则几箱、十几箱，多则二三十箱，不怕其多、不厌其烦。在火车上，在轮船上，在飞机上，毛泽东也不会间断他的读书活动。

毛泽东看书非常入迷，总是边读书、边思考，边批注、边记录，看到精彩之处便拿起笔来，进行圈点批注。

他记笔记的方法很独特，很少用笔记本，而是把读书心得、精言妙句，批注在书本的眉批和字里行间。天头地脚、边白中缝和段末行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笔迹。

早年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研读的德国《伦理学原理》一书有几十万字，而他在其中所作批注就有一万两千多字，还在空白处用小楷毛笔写满了批语，在同意的观点中写上“切论”“此话甚精”“此言与吾大合”等，在怀疑或否定的地方则写下“诚不然”“此节不甚当”等。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哲学家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摘录了3000多字，进行研究和探讨。他还特地给艾思奇写信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其中有一些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

他批注较多的哲学性书籍中，比较重要的有五本，分别是《辩证唯物论与 历史 唯物论》、《 社会 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哲学选辑》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总共留下了约两万字的批语。书上的这些批注，圈点细密、字句连绵、杠划不断、字上叠字，体现了他读书时的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和善于思索。

直到逝世前最后两年，他在读《晋书》时，还用颤抖的手在好几册的封面上用红笔写上：“一九七五年，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

毛泽东读书是有所侧重的，有的书他略知其义即可，有的书却要深入研读，反复研究，探其真谛。

有些经典专著一读就是几十年，例如《***宣言》《二十四史》、鲁迅著作等，几十年读而不厌。因为每次读，他有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收获，自然读起来就读而不累、读而不倦，越读越爱读。

一本《***宣言》，从1920年他第一次读后，一直到1976年，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次。晚年他的柜子里，就放有好几本《***宣言》：大字线装本的、延安时期出版的小字本版本的，以及外文版的。

《鲁迅全集》也是如此，1938年上海出的《鲁迅全集》送到延安后，从他高兴地首次读到，一直到1975年还手不释卷。

毛泽东最爱读的还是中国古典书籍，比如《论语》《资治通鉴》《红楼梦》《史记》《诗经》《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他从13岁开始阅读，直到晚年仍在研读，跨越了70年之久。

据毛泽东晚年身边护士孟锦云回忆，主席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本书被他翻得破烂不堪，许多纸张都是透明胶贴住，到处都是他的批注。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时非常入迷，拿起书来半天不动，翻个身又是几个小时，经常这样一天一天的与书为伴。

毛泽东颇有感慨的对孟锦云说：“ 这部书我读了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 ”

《资治通鉴》可是一本300万字的巨著啊，毛泽东竟然读了17遍！

到了晚年，读书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与嗜好，每天除睡觉吃饭、批阅文件、接见外宾外，剩余时间几乎都在看书，有时一天竟然读十几个小时。

1976年上半年，周恩来、朱德相继离世，毛泽东身心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打击，精神上大不如从前。即使这样，他依然没有忘记读书。

某天上午，他躺在床上，让秘书张玉凤找来一篇叫《枯树赋》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大意是：晋朝有个人走到一棵大树下，想起它也曾枝繁叶茂，如今却是枯枝败叶，油然而生了一种悲凉、感伤的情怀。

晚年由于白内障等疾病困扰，一开始毛泽东还能借助放大镜自己看书，后来只能让张玉凤读给他听。

张玉凤便一句一句念，读得很慢，声音很柔和。

毛泽东微闭着眼睛，似乎在体味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他一生走过的路。

反复念了好几遍后，毛泽东用微弱的声音对张玉凤说，“ 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背下来。 ”

于是，毛泽东强撑着身体，使出全身力气，一字一句地背诵，“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

全文将近600字，毛泽东几乎是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虽然声音微弱、语速缓慢，但依然顿挫有力、感情充沛，张玉凤听得清清楚楚，望着毛泽东苍老的脸庞，泪水慢慢的湿润她的双眼。

1976年9月8日，去世前一天，毛泽东全身插满管子，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但一清醒过来就要书，要秘书读给他听。他苏醒了11次，看书11次，时间加起来总共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读书是9月8日下午5时50分，只读了7分钟就昏迷了。

次日凌晨，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同时也告别了自己的读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