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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