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的发展历史

城墙作为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御外侵防御性建筑，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墙从结构和功能分，主要由墙体、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等部分构成，绝大多数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

从建筑的原材料分，分为版筑夯土墙、土坯垒砌墙、青砖砌墙、石砌墙和砖石混合砌筑多种类型。

旧时农耕民族为应对战争，使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都邑四周建起的用作防御的障碍性建筑。

早在明王朝建立前，当朱元璋攻克徽州后，一个名叫朱升的隐士便告诉他应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些建议。

当全国统一后，他便命令各府县普遍筑城。

朱元璋以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

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墙，都是由土或砖石筑砌的刚性实体，并具有一定的厚度与高度。

其所在位置，一般都在城市或建筑组群的周围，起着分割空间、阻隔内外的作用。

这种采用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来围护一定空间的方式，究其渊源，最早恐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以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才逐渐演变成目前的形式。

以后，它又被人们使用于国境及边界，并进一步发展为具多种内涵的强大边防体系。

由此可见，城墙产生和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它的对外防御性。

而对空间或地域所进行的划分或隔绝功能，则是次要的。

我国最早城墙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存在于当时的各类城市。

随着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后历代都曾大量建造。

由于古代战争中的进攻手段一直相当原始，因此城墙这种并不十分先进的防御构筑物，在我国竟然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

城墙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的发展又是如何？除了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以外，另一个来源就是中国古代文献。

内中有关于筑城的记载亦复不少。

例如涉及太古时期的有：《汉书·食货志》：“晁错复说上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汉书·郊祀志》：“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

”《轩辕本纪》：“黄帝筑城造五邑。

”《黄帝内经》：“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

”《史记》补《三皇本纪》：“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主城邑。

”以上载述中之神农、黄帝、人皇等，都是太古时传颂的领袖人物，其时代约相当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之中晚期。

文献所载既为筑城，则构有城墙乃是必然之事。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在我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及四川诸省，先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已超过三十座，例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河南登封王城冈、淮阳平粮台，湖南沣县城头山，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四川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且多数之城墙保存相当完好，由此可以证明古代文献记载当时已建有城市的不误。

然文史述及夏代建城之记录绝少。

《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又《淮南子》载：“夏鲧作三仞之城。

”按鲧乃夏禹之父，曾为舜治天下水祸而不成，其时稍早于夏朝之始建。

夏代自禹迄桀，先后共十四世十七王，历时四百年，帝都即已移迁六次（依古本《竹书纪年》）。

史载禹即位时，诸侯来朝者万人。

由此推知，全国各地开展之筑城活动应不亚于前世。

《管子》有云：“夏人之王（城），外凿二十七虻蝶、十七湛……道四经治水……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屋之筑。

”目前虽缺乏此时期城垣实例，但从夏禹时曾在各地大力治水，而夯土筑堤与筑城同出一源，故推测其技术与经验均已超过原始社会，应当是无问题的。

商代统治时间长达六百年，共历十六世三十王，史载迁都亦有六次之多。

而商汤建国之际，诸侯共有三千之众，其建城数亦不会少。

目前发现的商代城址，从早商到晚商，从帝都到诸侯城，都有若干实例。

除晚商都城殷（今河南安阳）未发现城墙外，其他各城均有构筑，且施工技术亦见显著进步。

周代进入封建社会，裂土分茅，大封诸侯，诸侯之下另有附庸，于是又出现了一次筑城 *** 。

到春秋、战国期间，因各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筑城活动更为增加，除建新城外，修补与扩建工程亦见频繁。

这时的城市，已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与居民麇集之处，而且也是封建等级的象征。

表现在城市的具体建设方面，就是不同等级的城市，其城市面积、城墙、城门与角楼的高度均有区别。

如《五经异义》载：“天子之城高七雉，隅高九雉。

”而《周礼·考工记》又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

”文中之“隅”，乃是角楼。

“雉”是度量单位，约高合一丈，长合三丈，由此可知，当时各级城高以九、七、五……级数衡量的，即以二丈为差数。

但这项制度，至春秋、战国时、因诸侯僭越，而使礼崩乐坏，已不再为社会所遵守。

秦始皇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建立前所未有的集权霸业。

然而其统治中心咸阳，迄今尚未发现都垣，与前述之晚商都城殷同为我国古代城市中之特例。

但秦咸阳宫仍发现宫垣，且始皇的骊山陵亦用陵墙两道，表明当时并未摒除使用城垣的制度。

汉代是我国最强盛的第二个封建王朝，筑城活动亦十分活跃，特别突出的是西汉长安和洛阳的建造。

据《汉书·惠帝纪》载：“元年……正月城长安。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

”“五年……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民爵户一级。

”这是正史中最早与最详细记录筑城之载述。

通过考古发掘，知西汉长安之平面为不规则之方形，城垣总长度为25．73公里。

而《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又谓：“（惠帝元年）始作长安西、北方。

”《汉宫阙疏》亦载“（孝惠帝）四年筑（长安城）东面，五年筑北面”，则与前者有所出入。

但至少二者都说明筑城是分期分面进行的，这对集中使用人力，缩短运输路线，便于管理监督并在较短工期内早见成效等方面来说，无疑是十分科学与合理的。

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至平帝为止，共有“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

筑城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依《后汉书·郡国志》，知东汉有“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较西汉略减。

三国时曹魏都邺城，平面为东西3000米，南北2160米之矩形，城垣总长10．32公里，并于其西墙上构筑铜爵、金虎、冰井三台。

这种在城墙上建造楼台堂榭并连以阁道，又在其下营掘洞窟以贮存粮食、兵器等的方式，也就是将观景、游乐、储备、防御诸功能综合为一体，可说是对三代以来盛行于帝王宫室的高台建筑别出心裁的改进，同时也将城墙自古以来主要供防御的职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台后来又被扩建与沿用，经后赵、前燕、东魏而迄于北齐。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漳水》：“（邺）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之为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

建安十五年（220），魏武所起……其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间……（后赵）石虎更增二丈。

立一屋，连栋接檐，弥覆其上，盘回隔之……又于屋上起五层楼，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铜雀于楼巅，舒翼若飞。

南则金雀台，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间。

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间。

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

石墨可书，亦谓之石炭。

又有粟窑及盐（窑），以备不虞。

”由此可见三台宏伟壮丽之一斑。

两晋、南北朝时战乱频起，各地割据政权为巩固自身统治，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筑城。

例如位于今陕西靖边县北之统万城，为十六国夏之都城。

依《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

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

’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

”就目前考古发掘，该城筑建时已用三合土，为我国已知古城之最早者。

此外，又利用城墙内构作仓库，似受邺城三台之影响。

城门是城市内外交通的出入口，其建筑之规模、数量常依城市的大小、形制、方位、用途等因素来确定。

早期的原始社会城市面积都较小，如占地仅0.034平方公里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仅辟南、北两门。

而面积较大的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1平方公里）则辟有四门。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口的繁衍，城市的面积也相应的扩大，城门数量亦有所增加。

例如周代齐国都城临淄，占地面积21平方公里。

其大城（郭城）有城门8处，小城（宫城）有城门5处。

鲁都曲阜面积10平方公里，外垣有城门11处。

而作为诸侯附庸的羊舌邑城（今山西洪洞县境内），面积约1.53平方公里，故仅辟城门2处。

决定城门位置及数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强化的宗法礼制影响。

特别是从周代开始，“位居中为尊”、“数列九称贵”等法则，已为社会所公允。

虽然目前我们对两周王都的具体情况了解很少，但从《周礼·考工记》中所描述的王城看，都是每面9里的方形平面，而王宫居中，并依南北与东西的中轴线，于每面城垣中部对称开辟三门。

这种平面制式，在不同程度上为后代多数帝都所沿袭。

例如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北宋东京（水门在外）、金中都、明清北京等。

随着功能需要的变化，一些城市的城门数量亦有所增减而不囿于上述规定。

例如北魏洛阳有城门十三（北二、东三，南、西各四）；隋、唐洛阳仅有十门（东、南各三，西、北各二）；元大都十一门（东、南、西各三，北二）；明南京十三门（城市平面不规则，北四门，东一、南三、西五）；北京初建时仅九门（南三、东、西、北各二），至嘉靖时兴建南城，东、西各增一门，城门总数增为十一，清北京仍沿此。

一般地方城市（郡、州、县）大多都在四个方向各开一门，早及原始社会时期山东寿光县边线王、湖北荆门市马家垸等古城即已如此。

这种形式的实例，自汉、唐沿至明、清，各地仍然比比皆有所见。

在大多数情况下，城门都是经由陆路交通的旱门。

由于某些特殊的自然条件（如城市一部地势低洼，附近有可通行之河道、湖泊等所提供的便利），有些城市就设置可供水路交通的水门，如湖南沣县新石器时代城头山古城、湖北江陵周代楚国纪南城、江苏苏州宋代平江府城等。

早期城市辟城门处的城墙，与其他处同一厚度，如河南淮阳龙山文化时期平粮台古城所示，且为宽度不大的单门洞式样。

将城门两侧墙体向内外伸出以形成城台（很可能是列于城门两旁之阙的发展）的实例，最早见于山东曲阜鲁故城。

此部面积及厚度增加，既有利于防守，又可在上面建造城楼。

后者平时可供宴集及观景，战时则作为瞭望与指挥所在。

它们均建于城墙转角处，平面常作凸出之方形或圆形，上建角楼，功能与城楼相仿。

在文献中最早见于周代之《周礼·考工记》，文中称之为“隅”，其高度较城墙高二丈。

实例则首见于汉代边城，如前述内蒙潮格旗朝鲁库仑古城之四隅，均建有45度斜出之方形平面角台，顶部面积约5米×5米，形制甚为规整。

与此相类似的构筑物，在其他边城中亦时有所见。

前述十六国夏都统万城，其东、西城隅均建有角台。

另敦煌北魏249窟西顶《阿修罗王故事》及257窟《鹿王本生故事之四》中所绘城郭，皆有角台之表现。

北宋东京之皇城建有角楼，见载《宋史》卷一百十三。

辽上京临潢府之北城为皇宫所在，故建有角台。

其他如庆州故城等亦有。

金代吐列毛杜1号古城之角台，为直径约12米之圆形平面。

西夏王都黑城子亦如此。

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垣，均围见有角台之痕迹。

这是依一定距离在城墙外侧建凸出的墩台，平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因外观狭长如马面，故名。

它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垣外表面8～20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即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以内。

特点是能够自上往下从三面攻击城下的敌人。

由于火器出现，宋、金以后的城墙，已很少使用这种构筑物了。

马面之名称，首见于《墨子》中之《备梯》与《备高临》二篇，内中所述“行城”者即是。

表明至少在战国时，已被普遍用于城市防御了。

现存之最早马面实物，见于甘肃夏河县北之汉代边城八角城。

其内城尚存马面五处，计东南一处，西南及西北各二处。

马面宽12.2～38.5米，长6.7～11.7米不等，且布置为非对称式，乃是依需要而设。

在对北魏洛阳之发掘后，于其北垣广莫门西侧发现马面一处。

其平面大体呈方形，突出城垣外侧11.7米（约相当于城厚2/3），正面宽度约13米。

另西垣北端之承明门北，亦发现马面残余。

它们都是中原地区都市发现建有马面的另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如北魏249窟西顶之《阿修罗王故事》所绘城郭，即有马面之形象。

此项间接资料，亦可为洛阳马面实物之补充。

十六国夏都统万城之东、西二城尚存马面48座，平面为矩形，间距40～70米。

其中最大者宽约19米，凸出垣面14米，残高亦相仿佛。

北宋汴京外城构有马面，间距百步（约合150米），载见《东京梦华录》。

而南宋《平江府图》中之城垣，亦排列平面为矩形之马面。

据图中所绘，除东南、西南二隅角台外，其东、西城垣各建马面20处，南垣11处。

盖彼时金兵屡屡南下，不得不为此以策安全也。

辽、金故城之位于北边者，大多均置有马面，但亦有所区分。

如辽上京临潢府之北城为皇宫所在，故其外垣之东、北、西三面均建有较密之马面，分别为13、12、19座，间距九十步（合135米）。

南城称汉城，为平民居住，因而设置较少，现南垣大部为白音戈洛河破坏，仅残留马面两处。

位于黑龙江省克东县之金代蒲峪路故城，平面为不规则椭圆，沿墙置半圆形马面39座，间距50～70米，较他城排列密集。

元上都亦仅于内城垣设马面。

内城平面为方形，每边设马面6座，间距140～190米布置手法与辽上京如出一辙。

史载元大都亦建，但未见实物，情况已不可考。

明代京师如南京及中都凤阳，均未建马面。

永乐时迁北京，亦未于城垣建置马面。

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加建南城时，始于垣间构马面（时称敌台）172座，面积有大小两种，间距为60～100米，估计是配置不同射程武器之故。

明代地方城市如西安，为秦王藩封，其城垣建马面98座，平面为20米×12米矩形，间距120米。

又如山西平遥县城，建有敌台71处，间距与西安相仿。

沿海城市如江苏南通，为御倭寇侵袭，城垣亦建有马面。

明长城最西端之嘉峪关，有围垣两道。

外为罗城，其西侧因系交通要道及主关门所在，故城垣特别高厚（墙高10.5米，顶宽5.3米）。

而南、北罗城垣仅高3.8米。

内为关城，墙高9米（另加垛1.7米），底宽6.6米，顶宽2米。

其南、北垣中央各置一有敌楼之马面，平面矩形，距关城四隅之角台各约75米。

综观全部城垣（计罗城垣长1100米，关城垣长640米）中，马面仅此两处。

估计此项构筑物之减少与趋近消亡，恐与火器应用之日益普遍有关。

古时称之为“城池”者，就是城墙与护城河的合称。

后者又谓城河、城濠或护河。

它一般环绕于城墙外侧，少数也有在城墙内侧再修一道内护河。

大城内若建有小城，如帝王都中之宫城，州府郡城中之子城等，其城下也常凿有护河。

前者如明、清北京之紫禁城，后者如宋平江府城之子城。

就现知古代城市而言，建有一道城垣与一道外护河的为数最多，其实例最早可上溯到我国的原始社会。

如湖南沣县城头山古城之外濠，至今宽度尚达35～50米，深度亦在4米左右。

它系利用天然水道再加以人工整治开掘而成，除防御功能外，亦可供舟楫交通及城市供排水调剂之用。

其有内、外城垣及相应两道护城河的，如北宋汴京开封及南宋平江府城等。

建有城垣三道及城濠三道的城市，如筑于春秋时期江苏武进县奄城。

其面积虽小，但制式特殊，在我国目前尚属孤例。

护城河道在城门前，常掘成为外凸的缓弧形，可使入口处有较大之活动面积与空间，并由此架设桥梁、以交通内外。

所架桥梁，大多为固定式样的平直木桥或石桥。

使用拱桥者甚少，因不利车马通行，又防御时阻碍视线。

在河道水面不甚广阔时，也有使用可拉曳起落的木质吊桥。

在水流湍急或水面甚宽的天然河道上，亦有连舟为桥的事例。

为了避免城门不致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下，常在城门外侧添筑城墙一道，以形成一区面积不大的防御性附郭，这就是所谓的瓮城。

瓮城者，顾名思义，一旦敌人进入此处，就会遭到四面围攻，犹如瓮中之鳖。

瓮城平面有矩形和半圆形两种，其墙垣均较主城垣为低且稍薄。

而对外交通门道，大多置于侧面，与主城门曲折相通，以有利防守。

帝都主要城门及其瓮城门，通常位于同一轴线上，这是为了使皇室车马迅速通行。

建于明代初期的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瓮城，采取了三层重叠的布置方式，其纵长深度共达128米，并于城墙内辟有屯留兵卒和贮放军需的券洞27处，门券上方又有防御火攻的蓄水槽、注水孔及多道可阻敌之闸门。

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城门防卫的措施。

我国瓮城的使用始于何时？目前尚未有定论。

就已知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汉代以前似未曾出现。

如汉代都城西安、洛阳亦无遗物可凭。

现有之实物遗址皆得自两汉北境之塞外边城，例如内蒙居延破城子边堡、潮格旗朝鲁库仑（蒙语为“石城”）古城、甘肃夏河县八角城……破城子边堡仅侧辟门一处，门外建无女墙及雉堞之曲尺形土垣，其空旷之南面即为入口。

这可说是矩形平面瓮城的最简单形式。

朝鲁库仑古城东墙辟一门，其外之矩形平面瓮城辟门南向，与上述边堡布置大体同一制式，惟城垣全由石砌。

八角城之外城垣破坏甚烈，原有情况已难以判断。

内城作对称十字形平面，南门外有一小瓮城，平面矩形，南北15.30米，东西10米，入口辟于东侧。

该城东、西两面亦各有一门，但外无瓮城。

解放以来对唐长安及洛阳的多次发掘，至今均为发现建有瓮城之遗址，文献内亦无此类资料。

1984年在江苏扬州对建于唐代之南垣进行发掘，于其城门外发现瓮城一座，平面呈矩形，现尚留存其东墙及南墙之一部，以及南墙东端的瓮城门道。

根据各地层出土文物判断，其建造及使用之上限应不迟于晚唐，并经五代、宋、元、明、清各代沿用。

宋代中原及江南城市建有瓮城者甚多，文献及实物皆有所见。

据宋代《东京梦华录》载：“东都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门皆瓮城三重，屈曲开门。

唯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皆直门二重。

盖此系四正门，皆留御路故也。

”这里明确地说明了屈折开门和贯通直达在形式上的不同，是出于使用上的区别。

依元代刻印之《事林广记》所绘东京汴梁图，其罗城之陆路诸门，均建有平面呈半圆形之砖砌瓮城，而各水门均未建有，一若南宋所刻《平江府图》中所示者。

另南宋景定《建康志》亦绘有府城之瓮城，其平面为矩形，亦屈曲开门。

辽代都城如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林东县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喀拉沁旗宁城县）及庆州故城（今内蒙巴林右旗白塔子村）等，均于城门处建平面为矩形之外瓮城。

金代城市及边堡建瓮城者尤多，如位于内蒙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吐列毛杜一号古城，仅辟有东、南二门，但均构直径约20米之圆形平面瓮城，出入口俱南向，临门更建照壁一堵，为其他瓮城实例所罕见。

黑龙江省伊春市之金代故城，平面为椭圆形，于东南、西南隅各开一门，门内均建矩形平面之瓮城一区。

元代早期城市如上都（位于内蒙锡林格勒盟正蓝旗黄旗大营子东），其外，内城亦建有矩形或半圆形瓮城。

矩形者门正对主城门，半圆形者屈曲开门，似依前述宋代之制。

元世祖忽必烈所建之元大都（今北京北城），肇创时未建瓮城，及至元末农民起义，方于各门处仓促建造。

1969年修筑北京地下铁道，在拆除西直门明代箭楼时，无意中发现被包砌在内之元代瓮城垣及门道，为今日所知唯一元代瓮城遗物，惜因工期急迫，致被全部拆除。

明代仍多使用瓮城，如明初南京聚宝门瓮城，其制度似仿北宋汴京者，俱见前述。

及迁都北京，各城门仍建瓮城，至清代依然保存，依乾隆时之《京城全图》，知清中叶时各瓮城之设置状况。

总的说来，仍依照宋代以来之布置原则，即瓮城平面分为矩形与半圆形两类，前者置于主要城门外，主城门与瓮城门同在一直道上。

次要城门前置半圆形瓮城，其间城门与道路曲折相通，即瓮城门辟于侧面，但又与邻近之另一瓮城门遥相呼应。

如内城（北城）东墙北端之东直门瓮城，其门开于南壁。

而东墙南端之朝阳门瓮城，其门则开于北壁。

内城南墙正中之正阳门，为北京内城之正门，其瓮城面积较他门为大，并开门三处。

南壁中央之门与正阳门直通，供皇帝御车行驶。

东、西壁各开一门，供人众日常生活交通出入。

此外，各瓮城正对都门之一面，均建有砖砌箭楼一座。

各楼对外及两侧墙面上，均开方形射孔四列，以增加防守时之杀伤力。

此项设施，亦为前代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