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爆发过很多次鼠疫，为什么没有留下像欧洲那样的

据史料记载，汉代是中国瘟疫频发的阶段，但到了唐代，情况有所好转，学者于赓哲发现，唐朝首都长安人口多达70—100万，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可从史料看，却未有发生瘟疫的记载，整个唐朝，被记录在案的大瘟疫也只有3次。唐朝人均寿命达50岁以上，排在历代前列。

当时来华的阿拉伯商人曾说：“中国人比印度人更为健康。在中国，疾病较少，中国人看上去较为健壮，很少看到一个盲人或者独目失明的人，也很少看到一个残废人，而在印度，这一类的人则是屡见不鲜的。”

据《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卫生状况考》的研究成果：传播鼠疫能力最强的黑鼠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中国家鼠以褐家鼠、黄胸鼠、小家鼠为主，前两者活动范围为100—150米，褐家鼠传播鼠疫能力差，黄胸鼠在北方较少见到，而小家鼠活动范围只有30—50米，当时长安街道一般为69—147米宽，不利于老鼠活动，这就限制了鼠疫的传播。

城市如此，农村亦如此。

中国农村一直以小农为主，即农民以户为单位各自经营，少有大庄园，彼此配合少，而西方农业源于中亚新月地区，缺乏水源，各农户需联合建设、维护沟渠，因而多大庄园，强调彼此配合。小农制用土墙分开彼此，居住相对分散，故在抵抗鼠疫方面有一定优势。与英国贵族死亡率低不同，古代中国发生瘟疫，乡村中居住的退休官员、富人的死亡率并不低，这体现出小农经济中相对平均的特点。

明清中国为何多瘟疫

然而，明清时期中国瘟疫数量却明显增加，特别是清末，1910年爆发的哈尔滨鼠疫造成6万多人死亡。

明清瘟疫增加，可能与历史记载更详细有关，但也可能与明清城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有关，唐代中国城市多采用坊墙制，长安城内部分成100多个坊，每个坊有高墙，夜间坊门关闭，居民无事不得外出。到了宋代，由于商业发展，坊墙被打破，逐渐向街市制转化。

街市制初期街道尚宽，但小商小贩“侵街”不已，以清代北京为例，前门外原本道路宽阔，但两边商贩占街经营，初期还只是游动摊位，继而盖房长期经营，道路宽度变得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

传统城市多是军事、交通要地，宋代以后，商业城市渐多，其中人口增加较快，致使居住环境、居住条件日渐恶化。

明清时代中国人口增长迅猛，特别是美洲物种（玉米、红薯、土豆、南瓜）被引种到中国后，由于这些物种产量大，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康雍乾三代百余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近2倍。

人口增加，而城市基础设施却未见改善，据西方外交官记载，清末北京城臭气四溢，城内到处是几十年堆成的垃圾山，原来由明沟构成的下水系统也因近百年未清理而淤死，其中不少被人上盖石板，建成房屋，以补土地不足，致明沟成了暗沟，基本丧失排污功能。

好在明清时期砖房渐多，抵消了一部分鼠疫隐患。此外，清代防疫体系较严密，政府与社会分工明确，也减少了大疫造成的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