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说唱的源流和特征

我国民间说唱历史悠久，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传统。先秦时期的倡优（又称俳优）表演可以说是民间说唱最早的萌芽，《礼记》、《国语》、《左传》都有记载，《史记·滑稽列传》中专门记载了优孟、优旃、淳于髡三位俳优善于调笑，用戏谑的形式向统治者进谏，最终被君王所接受，带有一定的滑稽表演的因素。

1957年在四川成都天回镇汉墓出土了汉代“说书俑”一件，1979年又在扬州邗江胡场一号西汉木椁墓中出土了木质“说书俑”两件，这几件说书俑神态逼肖，风趣形象，表明汉代在保留滑稽表演的同时已逐步向说书艺术迈进。

到了唐代说唱艺术正式形成，寺庙里和尚用来宣讲佛法经文的“变文”，可以说是民间说唱的直系祖先。为了吸引善男信女，“变文”讲经说法采取韵散结合的方法，有说有唱，图文并茂。除了讲唱佛经外，后来也用它演唱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如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变文，就是唐至宋初“俗讲”的话本，其中的代表作有《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它们直接影响了宋代的小说和讲史。

说唱艺术至宋代进入了繁荣期，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都市的繁荣，出现了一批专业艺人，并且有了作艺的场所“勾栏”和“瓦舍”，各种说唱活动十分活跃。北宋的“诸宫调”、“合生”、“商谜”、“说浑话”，南宋的“像生”、“杂扮”、“陶真”及各种杂曲小调相当盛行。南宋诗人陆游诗《小舟近村三首》之三记述了宋代鼓书艺人的活动：“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从盲翁负鼓演唱蔡伯喈的故事中可知鼓书艺术流布之广。元代明代有词话、弹词、鼓词等说唱形式兴起。清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大型的鼓词讲唱逐渐为“摘唱”所代替，民间艺人出于生计所需，常将大部鼓词中的精华部分摘出单唱，这样，讲说部分压缩，成为纯粹的唱类曲种，“子弟书”就是由鼓词蜕变而来的形式之一。

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民间说唱发展的春天，它以其短小灵活，深刻有趣等特色而吸引着广大观众。进入新时期后，我国曲艺团体走出国门，到不少国家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这说明民间说唱正在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民间说唱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自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民间说唱为叙述体的口头文学，具有叙述性强的特点。它同代言体的民间小戏在表达方式上有明显的区别。民间说唱属于第三人称叙述体，叙述也叫“说表”、“表叙表唱”，即民间艺人以第三者的身份给观众说故事、唱故事、说笑话，同时要求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辅佐以适度的摹拟性的表演。有人把戏剧的表演称作是“现身中的说法”，而把说唱比喻为“说法中的现身”，意思是说，戏剧表演中“现身”，即扮演、摹拟是最主要的，“说法”即通过叙述阐明“法旨”则是辅助的；民间说唱则强调“说法”，是一种“表叙表唱为主，进退转换”为辅的艺术，“现身”即摹拟表演只不过是辅佐说唱使之更形象生动的一种手段而已。在戏剧表演中行当分明，生、旦、净、末、丑各扮一个角色，很少兼跨；而民间说唱的演唱者却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可谓“众生万相，皆备于我”，生旦净末丑，老虎狮子狗，全由艺人一张口说出，往往根据演唱中叙述的需要时而摹拟甲，时而摹拟乙，既可客观地介绍，也可暂时进入角色唱叙，十分灵活便当。

（2）、民间说唱演唱简便、灵活，具有轻便性。表现在说唱的作品短小精悍，演员少，道具简单，化妆也只是点缀，布景大可不必，它同群众见面，不受任何物质条件的限制，村头路日，街道巷尾，有台无台都可演，鼓板一打就开场，可以随时深入农村城镇演出，素有“文艺轻骑兵”之称。

（3）、民间说唱的语言朴素易懂，具有通俗性。说唱是语言艺术，以口头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言语的艺术处理，包括对口语的语音、语义、语调、节奏和韵律的处理，来唤起听众的想象，因此语言要求口语化，具有感染力，如山东快书《东岳庙》基本上是七字句，为“二、二、三”句型，但也间杂一些长句子，整散结合，句式灵活，非常接近生活中的活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