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李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记录党项羌族语言的西夏字,据说野利仁荣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怪人,接到圣令后,他几年一直居住在一座高楼上。
野利仁荣在创制西夏字时采用了与汉字相仿的方块字形式,并吸收了当时吐蕃、回鹘拼音文字的合理成份,制成“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的新字。当时,新创制的字被称为“蕃书”“蕃字”,元代人称其为“河西字”,后人称之为“西夏字”。后人以这样几句诗来概括和赞美西夏字:
西夏古国创文字,六种合成倍可佳。
对称互换会音意,反切长音妙如花。
西夏文《孝经》出土于黑水城,蝴蝶装,全书基本保存完好,文中多处用朱砂笔校改过。《孝经》全文草书,字划简约流畅,结构均匀自然,是传世的西夏草书代表作。
西夏文字共有6000多个,无论在创字原则、文字结构上,还是在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摆脱汉字的影响。西夏文字由点、横、竖、撇、捺等基本笔画组成,大都在10画以上,常用字中6画以下的仅占总字数的百分之一左右。
整个字的笔画显得比较匀称,就字体的局部而言,则撇笔、捺笔使用过多,因而西夏文字的四角往往比较饱满。西夏文字的这些特点,使其比汉字更像方块字,充分显示了方块字的古典美的艺术魅力。
西夏字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楷书多用于刻印雕版,行书、草书为日常手书体,篆书多见于印章和碑额。其他书体的使用都远不及楷书体频繁,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西夏文字大多数都是比较工整的楷书体。
西夏文字在文字构成上多为会意字。西夏字的构形虽然比较复杂,但却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我们掌握了它的组字规律,就可以成批地认识西夏字,比汉字的识字效率还要高。党项羌族人把文字看作生身父母,对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评价。
任何文字由创制到使用,都要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文字的创制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客观地说,文字的创制者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野利荣仁就是这样的人。直到今天,在内蒙古阴山西段山巅岩石上还敲凿有“文字父母”的西夏题铭。
由于元昊的积极推行,西夏文字在西夏境内迅速推广开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的记事,都用西夏文字书写。
西夏文书写、刻印的文献十分丰富,现存的西夏文献也十分可观。其中,西夏学者就用西夏文撰写了大量的著作,遗憾的是大部分已经散失,只有少许被保留下来。如《音同》亦作《韵统》,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是现存最早的字书,也是研究西夏语音体系,构拟西夏文字音的珍贵资料。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必备的工具书。此外,《文海》《要集》《五音切韵》等书都是一些关于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西夏党项羌族,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创制西夏文,编撰出如此众多门类纷繁的字典辞书,是令人惊叹的,这也说明了党项羌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是相当高的。
西夏文字自创制到停止使用,经历近5个世纪。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继续在我国西北地区使用,并且在元代,西夏文字有着很高的地位,是六种被认可的文字之一。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的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刻有6种文字,其中之一就是西夏文字。
根据我国河北保定出土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雕刻的西夏文石幢来看,西夏文字在个别地方一直延用到明孝宗弘治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