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羌人在其社会发展的早期就有着集体性、共同性的原始信仰,这些原始信仰制约着党项羌人的心理、思维、行为和习惯,也贯穿于党项羌人社会发展的过程。党项羌人的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过着游牧狩猎、居无定所的生活,生存之衣食住用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所以,党项羌人对自然界有着巨大的亲和性和敬畏性。同时,由于他们对诸如风、雨、雷、电和灾难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便开始崇拜上天、大地、日月、河流等,这就产生了党项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自然崇拜。
而在这些自然崇拜中,天神是党项羌人崇拜的“至上神”。《圣立义海》中记载了党项羌人对天的礼赞:“西云,生成根本。昊天,世间主宰。天尊,福遍凡世。天穹,蔽覆凡间。白霄,诸宝本源。”党项羌族内迁以后,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自然的认识的变化,其信仰也由早期的自然崇拜发展为多神崇拜,这与党项羌族由原始社会初期向晚期过渡的社会生产状况是相适应的。
在崇拜多神的同时,党项羌族还崇尚巫术,巫师在西夏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位居太后、皇后、诸王、国师、大臣、统军之后。在党项羌族的宗教活动中,巫术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但被应用于生产生活中,还应用于战争中,每次出兵都要看天象、占卜预测吉凶。党项羌族对巫术的崇拜源于萨满文化的影响。西夏儒士斡道冲著有《周易卜筮断》。
19世纪初,俄国的科兹洛夫也从黑水城中发掘出了好几本占卜辞书,这都说明了巫术占卜在西夏人的信仰中所占有的地位。
随着党项羌人迁居西北一带后生产生活的提高,党项羌族的信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信仰佛教逐渐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而且,佛教在西夏也十分兴盛。一方面,这主要源于党项羌族内迁后居住的河西、陇右一带,是丝绸古道的必经之路,佛教自这里传入中国,到凉魏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之久,佛教文化已成为“四凉文化”(四凉是前凉、后凉、北凉、西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在河西一带曾盛极一时。据《魏书》记载,凉州自张轨以后,世信佛教。这种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对内迁的党项羌族人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党项羌族也逐渐开始信奉佛教。另一方面,党项羌族的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大力提倡佛教,借助佛教中提倡的忍耐来麻醉人民,达到他们的统治目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和兴盛。
佛教就成为了西夏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西夏至少从李德明时期,统治者就开始信奉佛教,西夏立国后,更是采取措施大力弘扬佛教,在国内兴建了不少的寺院。此后的西夏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佛教,他们向中原王朝求赐佛经、举行各种礼佛活动、译经授经、广建佛塔寺庙。
为了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西夏设有专理佛事的机构——功德司,还制定了一套专门管理寺庙僧人的制度,并设有僧官。西夏佛教的传播形成了六个大的中心。
一是兴庆府中心(今宁夏银川市)。这里有李元昊妃子没藏氏出家的戒坛寺、有李元昊藏经的高台寺、有夏毅宗李凉祚建的承天寺。这里是西夏佛教的中枢。
二是贺兰山中心(今宁夏西北部的贺兰山中)。这里有贺兰山佛祖院、贺兰山五台山寺、贺兰山慈恩寺、拜寺沟方塔等。
三是凉州中心(今甘肃武威)。有著名的凉州感应塔及其所在护国寺、圣容寺、天梯山石窟等。
四是甘肃中心(今甘肃张掖)。有卧佛寺、崇庆寺、十字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