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诗与史的关系

若说文学本质上从属于历史，这可能是既无人反对又无人深究的一个问题。目前论坛的平静，只能说明现代人理论上的麻木。其实，这个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过争论。明代的王廷相、杨慎对杜甫以诗为史的做法都颇有微词，而清代王夫之则更为激烈，他在评《古诗十九首·上山采蘼芜》时写道：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既事生情，即语绘状，以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1]王夫之由于主张情感本质观，所以偏执得可爱。文学与历史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真实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因而享有发展中片面强调以文为诗，而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抹煞文学的美学特征之典型表现。”[2]看来，文学的历史属性，实有认真讨论之必要。同样，关于文学历史属性的争论，在西方也有发生。例如，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写道：由此可见，严格注意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真实，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因而谁若想把悲剧诗人召唤到历史的法庭之前，并想向他学习知识，真是对悲剧——其实对全部诗艺都是如此——极其缺乏了解。[3]席勒将诗意与历史完全对立起来，显然是对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误解。假如悲剧的创作要以 “破坏”历史真实为代价，那么“诗意真实”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悲剧经不起历史法庭的检验，那么，悲剧还有诗意的魅力吗？所以，在西方文论史上，极少有人同意席勒的观点。相反，文学的历史属性，却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无论中西都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讨论。一、中国古代对文学历史属性的讨论中国最早的历史的文学观，一般表现为诗、史混同论。这可能与中国上古的杂文学观念有关，既然诉诸竹帛者都是文学，那么，诗与史自然为一家了。关于诗与史的关系，敏泽先生在他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中，有比较醒目的勾勒，现在，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比较详细地梳理和研究。最早将文学与历史等而视之并诉诸文字的是孟轲（前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在孟子看来，《春秋》等史书的出现，乃是《诗经》延续和补充，诗于史几乎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不分的文艺观。其实，这种思想并非孟轲首创，很可能是他对上古诗学传统的总结。请看，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中的“观”的意思，不就包含着历史的文学观的内核吗？所谓“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所谓“考见得失”（朱熹注），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诗歌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这就是文学历史属性的表现。孔子这样看待诗歌，也非凭空产生，而是从当时官方对待民间诗歌的态度和做法中自然而然地归纳出来的。孔子之前，许多文献记载了宫廷和贵族“观乐”的活动。这些都是孟子点破诗与史关系的基础。在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以《诗经》为楷模，为自己制定写作原则，他写道：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4] 显然，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按《诗》的原则去写历史，《史记》成了他的发愤之作。这样，《史记》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便不足为怪了。同时，司马迁写《史记》还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他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5]这样他又把“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带进了史传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这种思想与先秦诗学的“美刺讽谏”说合流，形成了《诗大序》的文学观，它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其云：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里将《诗经》之风、雅、颂全都系之于社会生活，称为“四始”，认为它是《诗经》达到艺术至境的原因，明显是一种历史的观察视角。这种视角在扬雄、班固那里也有表现。扬雄（前[6]总之，文章虽为心声，而实际上，它却是历史时空中的客观世界在心灵上的反映。班固（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班固对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既树立了史学原则，又树立了一条文学原则，而影响深远，几乎贯穿中国文学史。他在《汉书·艺文志》中，除重申了古代“采诗”、“观风”之说外，还以历史的眼光，论述了“诗”亡而“赋”作的社会原因。如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8]这里揭示了诗亡而赋作的社会原因，肯定了诗、赋产生的社会根源的一致性，也是对文学历史属性一种发现。之后，何林在《公羊传解诂》中对诗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本质性概括，王充《论衡》中对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再次肯定，都可以看出《汉书》的影响。魏晋六朝之际，玄理与缘情文学观并起，先后成为主流文学倾向。而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呼声甚微。惟有葛洪（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葛洪不仅佩服司马迁那种历史学家的勇气，还推崇王充厚今薄古的反传统眼光，他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敢说今诗胜于古诗、汉赋高于《诗经》的评论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刘勰由于主张“原道”、“宗经”，其历史的文学观并不明显。唯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亦显示了对文学历史属性的尊重。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随时代（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表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因而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著名观点。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文学的历史属性的领悟。其云：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这里叙述了不同的时代便会产生不同的作品，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因此，文学的历史属性在这里是映衬得是很分明的，只是刘勰没有言明而已。唐代，应当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生成的时期。唐初，撰史成风，因此，出现了著名历史理论家刘知己（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9]刘知己这段论述大有深意：其一，他将“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视为史学传统，而是首先视为诗学传统，这可能是唐人以诗为史的理论根据；其二，他所列举文学作品和作家，在内容上是忠于生活，体现历史真实的典范，在人格上是不谄、不谤的忠良正直的典范，这就为唐代作家树立了理想的艺术范本和人格范本；其三，在传统观念中，对历史家充满着尊敬，他们可“以口诛笔伐”使“乱臣贼子惧”，是民族精神的正义的象征，而文学艺术直到汉代还被有些人视为“雕虫小技”，文学之士被视为“弄臣”，刘知己能一反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的价值，文学家与历史家一样，都是民族的忠良正直之士，这对历史学家触动也许不会太大，但对文学家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振奋；其四，“则文之将史”的提出，等于为文学树立了一个严格的历史批评标准，这样，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品，如《国风》、《楚辞》，如贾谊、赵壹、晁错等的作品，都有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10]的历史借鉴作用。这已是相当自觉的文学的历史本质观。显然他在在当时是影响巨大的，就连狂放不羁的李白都受了这种文学观的影响，他在《古风》二首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里，李白以《诗》亡而作《春秋》的孔子自况，以“志在删述”，重辉“春秋 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箧。（《八哀诗·故司徒李光弼》） 留滞一老翁，书时记朝夕。（《雨》二首之二） 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 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杜甫的创作态度，显然是受司马迁以来的诗、史混同论的影响，他胸怀黎民，肩担社稷，秉笔直书，以诗为史，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无疑是个创举。杜甫不仅用历史的文学观从事创作，同时他还用这种眼光去评价同时代的诗人。例如，他将元结（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杜甫认为，元结其人为天下邦伯、乱世忠臣，有汉官良吏之风；其诗有知民疾苦“直举胸臆[11]的“春秋”笔法和实录精神。所以，杜甫将元结视为同调，他写道：“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12]又说“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诗”。看来，杜甫在当时并不孤立，写“规风”之诗，呈“鉴戒”之章，以诗为史，正是杜甫与元结文学观的中心思想，在中唐之后影响巨大，发展为白居易、元稹为首的新乐府诗歌运动。白居易（自登朝来，年齿见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便是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的创作原则。所谓的“合时”、“合事”而作，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尊重历史真实。这种作品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所以这种文学观，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文学本质观。而这些正是他从前人的书、史中悟出的道理。这使白居易和元稹都成了十分自觉的历史主义者，他在写给樊宗师的诗中说：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13]白居易对元稹人格的称赞，对樊宗师的建议，都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气魄要求于文学家的。由司马迁、刘知己、杜甫以来所提倡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正面的阐述和发扬。他在这里提出的诗人为“良史才”，视诗歌为“史”之“阙文”的观点，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例如，唐宪宗时代的李肇（生卒不详），曾著《国史补》一书。这一书名是大有深意的，说明他已将文学视为历史的、或者说是正史的补充，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的深化。书中将《庄子》的寓言、沈既济的《枕中记》、韩愈的《毛颖传》等志怪、幻想型作品，统统视为“史”，也许认为文学有补察时政的作用吧，将它们称为国史之“补”，盛赞这些作品的作者为“良史之才”，他所使用的理论范畴，可能是从白居易那里化出，但是，他的文学观，已与白居易那种走写实路子达到历史真实的有所不同。李肇的文学观，分明是想将整个文学都纳入历史的范畴，而白居易的文学观还仅仅是想将直书时事的文学作品，视为历史。对历史范畴理解上的含义的广狭之分是很明显的，而李肇的眼光更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