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
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等艺术大师。
扬州八怪特立高标的品行
他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奉承等作风深恶痛绝。八人中除郑板桥、李方膺做过小小的知县外,其他人均一生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就是做过官的郑板桥也与常官不同。他到山东上任时,首先在旧官衙墙壁上挖了百十个孔,通到街上,说是“出前官恶俗气”,表示要为官清廉。
“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绝不粉饰太平。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郑板桥的《悍类》、《抚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八怪”最喜欢画梅、竹、石、兰。他们以梅的高傲、石的坚冷、竹的清高、兰的幽香表达自己的志趣。其中罗聘还爱画鬼,他笔下的鬼形形色色,并解释说“凡有人处皆有鬼”,鬼的特点是“遇富贵者,则循墙蛇行,遇贫贱者,则拊膺蹑足,揶揄百端”。
这哪是在画鬼,分明是通过鬼态撕下了披在那些趋炎附势、欺压贫民的贪官污吏身上的人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邓拓在咏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