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餐制器皿有关资料

分餐制的历史可谓久远,它一直可以上溯至远古时期。在原始氏族社会里,贫乏的物质资源决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一条共同的原则,就是对所获取的财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单从饮食方式这一方面来看,众人获取的食物,平均分配后才可食用。这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分餐制.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殷墟出土的大量陶鬲碎片中发现,鬲的容量大约只够一人一餐之用,它是用于煮粥的器皿。因此可以推想出那时人们进食是一人一鬲的分餐制。这一点从文字造型中亦可看出。如“即”甲骨文写作“”,像一个人在食器(鬲)前就餐之形;而“既”字甲骨文写作“”,就像一个人在食器(鬲)前食毕,背面离去之形。这些都形象地说明在我国原古时代分餐制已经处于一个萌芽的阶段,它更为后来的分餐制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基础,周秦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于席地而坐,讲究一点的铺上筵席《周礼·司几筵》郑玄注说:“铺陈曰筵,籍之曰席”。《诗经》说:“肆筵设席”,由此可知,筵与席是同义词。它们的区别“筵长席短,筵大席小,筵铺地下,上放席子”,时间长了,“筵席”二字便合成一个词语。一般是天子五重席,大夫二重席。贵族们还讲究列“鼎”而食,鼎的多少表明主客的身份、筵席的规格和食物的丰盛程度。按照“礼”的规定,“天子九鼎,诸候七鼎,大夫五,元士三也(《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吃饭也是分成座位排下来的,膝盖高一点小桌,一人一个,饭一人一份,酒一人一份。当然《周礼》《公羊传》所记载的一般都是贵族的饮食制度,有关平民的饮食制度并未提到。真正有所涉及平民化饮食制度是在“乡饮酒礼”的习俗中。“乡饮酒礼”属于较低层次士族的饮食礼节。其中《仪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礼》等篇中描述分餐进餐的场面是很多的。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曾说:“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可见当时的人们对饮食制度还是很重视的。 汉朝时期,这种分餐的方式更明确了,皇帝坐在前面的台阶上,皇后坐在一侧,大臣坐在两侧,都是一人一桌。考古发掘出的汉朝壁画,汉墓的画像砖也提供了明确的佐证:那时候人们席地而坐,一人一案。文献中也有记载,当时人们吃饭时是双膝着地“跽坐”着,即使只有两个人也是分案而食。我们熟知的“鸿门宴”,不正是这种场景吗?《史记·项羽本记》中描写的“鸿门宴”,虽然充满刀光剑影,但也透露出当时实行的的确是一种分餐制。在宴会上,项王、项伯坐向东,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5人一人一案。《史记·田叔列传》褚先生补曰:“(平阳)主家令两人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而坐。”史记·孟尝群列传中记述到“孟尝君曾侍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从这里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当时盛行的不是分餐制的形式,而是众人在一起同桌合餐的话,就不会出现客人以为“饭不等”而导致自杀悲剧了。秦汉以至隋唐,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桌椅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当时称为“胡床”、“胡坐”。桌腿、椅腿都变高了、变大了,使围坐就餐有了物质基础,由席地设为设案、设己,进食者也开于桌上,宴饮时,每人一桌一凳为一席,尊者居上,称首席。但是,如果说当时的案、几完成了分餐制到合餐制转变的使命,这里还是有有待商榷的地方。如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中所绘韩熙载与其他几个贵族弟子,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子上静听琵琶演奏一景。听者前摆有一并不大的高桌,每人面前都有一套餐具和一份馔品,互不混杂,界限分明。由此,又可以看出分餐的传统并未完全失去。事实上,那时的合食的传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就建立起来,在有些场合,即使表现的是围桌合餐的场面,常常在实质上还有分餐,人们是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但各人都有一套餐具和一份馔品。有些公用的馔品,先须以公用的餐具夹到自己的盘中,才能享用。 到了清代时期,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沿途宴饮无数。据史料记载,当时除皇帝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而一人一桌独餐以外,其他随从人员都是围桌合食。客观上,这也促进了南北饮食文化的融会贯通,满汉全席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都标志着饮食文化的发展,一种延续至今的合餐新传统便逐渐形成了.现在,营养学家们多从卫生的角度出发,积极倡导对当前的饮食方式进行改革。十多年前,在上海“甲肝”大流行时,有关专家就提出对合餐进行改革,认为合食对于人们的健康是有弊无益的。因为人们的唾液通过筷子流入盘中,然后由筷子再摄入到人体内,这样交互循环,为一些疾病的流行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次“非典”疫情的冲击,也为我们深化饮食方式的改革,进一步普遍地推行分餐制等良好的饮食习惯,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最近,中国烹饪协会组织专家们制定发布了餐饮业分餐制经营服务规范,首次提出了饮食业分餐制的定义、形成和规范要求。这个规范的提出,对我国普遍推行分餐制,促进移风易俗和用餐方式的科学化、文明化,特别是防止疫情的传播感染,保证消费者的健康和就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