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放的历史全过程有吗

刘实：

抗战胜利后，我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组织派遣来到武汉开辟城市工作，从事地下斗争。我在武汉地下党中曾担任过中共武汉市工委书记。武汉地下党市委成立后，我又担任了市委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工人运动。由于国民党对武汉地下党的活动防范很严，我们必须要找到合法的职业和公开的身份作掩护，才能在武汉立足。我那时只有二十多岁，会干一些技术活，于是我就进工厂当工人，用这种公开的合法身份作掩护。

武汉解放前夕，我们市委开了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对国民党撤退后、解放军进城前这段真空时期如何控制局势、保护城市、维持秩序、迎接解放作了具体部署，市委委员们都作了分工。当时武汉市区总共也只有几百名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和党的外围组织也只有两千多人，要完成这一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按照分工，我主要负责控制电信局这个通讯枢纽，防止敌人搬迁和破坏电信设备，保护全市电话网的正常运转和通讯联络的畅通，以便市委通过电话网络来指挥全市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9年5月15日，最后一支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军开始撤退南逃，长江边响起了阵阵破坏趸船和码头的爆炸声。我们得知国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后，几位市委常委和委员立即按预定方案和分工各就各位，分别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我一到武汉电信局，就通过局里的地下党支部，动员全体职工紧急行动起来，把工人纠察队布置到各个岗位，将大门紧闭。我们还中断了长途通讯。将重要的机器设备拆下来分散藏到职工的宿舍中。对于目标较大的机器如发射机等，我们则悄悄地运到局外，隐藏到外商洋行的仓库中。15日傍晚，我派李循棠到国民党汉口地方法院，找里面的地下党员搞到了三支勃朗宁手枪、两支二十响驳壳枪和一批子弹，以加强电信局的保卫力量。为防止国民党军临走前破坏机房和正在运行的市内电话设备，我们预先作了三种准备：一是派代表同领队的反动军官到工会福利楼谈判，并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招待”他们；二是筹集了几千银元收买敌军；三是集中工人纠察队的力量，利用手中武器打击敌人。当时的武汉电信局局长尤箕照、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祝秉珩此时也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同我们一起参加了迎接解放的战斗。当天晚上，我守候在电信局机房里，度过了一个紧张繁忙的不眠之夜。市委就是通过我们的电话网，同全市各个党的工作机构、基层组织以及联络点保持联系，控制全市局势，指挥迎接解放的战斗。

16日下午，解放军正式进驻汉口。我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迎接解放军入城，这时，我们心中都充满了喜悦和自豪。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新武汉从此诞生了！

蔡国栋：

武汉解放时我才27岁，受中共江汉区三地委(襄南地委)城工部的派遣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5月16日上午，解放军还没进城，我和杨盂华就在中山大道民生路口的品芳照相馆附近张贴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布告》，当时人们都争相围观。我们贴完布告后，又在江汉路四明银行的楼上用数丈长的白布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城工部武汉工作委员会”几个斗大的黑字，挂在醒目的地方做招牌，以便解放军进城后能及时找到我们。

当天下午，解放军第一一八师主力排着整齐的队伍沿着中山大道、沿江大道等主要干道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汉口市区。市民们倾城而出，夹道欢迎。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解放军纪律非常严明，既不拿群众的东西，也不进民房，晚上他们就露宿街头。我们见此情形既心疼又着急，于是到处找部队首长，想为子弟兵安排住宿。

也许是我们挂出来的那个醒目招牌起了作用，5月17日上午9时许，三位解放军首长突然来到四明银行我们的联络点。他们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们喊道：“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连忙回答道：“首长辛苦了!”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笑容满面地对我们说：“我叫肖劲光，是四野十二兵团司令员，这位是武汉警备司令部政委谭政同志，这一位是副司令员倪志亮同志。你们这里哪一位是负责同志？”我急忙上前答道：“报告首长，我们城工部领导还在解放区，这里由我临时负责。请首长们指示，给我们下达任务!”肖司令表扬了我们的工作后，随即要求我们向所有城工人员传达一个指示：和平解放的武汉，所有的一切都要采取“三原”政策，不准滥接收，要注意保护人员财产，防止坏人浑水摸鱼。

作过指示后，肖司令稍稍迟疑了一下，又向我们问道：“马路上睡的指战员，你们有没有办法让他们都住到房子里去?但绝不能住到老百姓家中，千万不能扰民，你们能否完成这个任务？”我当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保证今天下午完成任务!”肖司令听后，半开玩笑地问：“你真有把握?是什么把握?说说给我们听!”我于是告诉肖司令，武汉三镇所有的旧警察，包括汉口市警局长李经世、保安警察总队队长胡武和汉口市长晏勋甫，都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被我们城工部策反投诚了，所以只要我们把任务下达下去，房子问题很快就可解决。

三位首长一听，都乐呵呵地笑。肖司令拍着我的肩说：“看样子，你还真的蛮有把握呢!谢谢你们!我们马上派干部来和你们联系，配合他们工作。”送走三位首长后，我立即给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打电话，向他转达了十二兵团首长的指示，请他立刻通知所有各分局的警官，特别是各地段的户籍警察，火速出动，调查辖区所有空着的房屋，就地安排解放军指战员的住宿，并妥善地协助解放军解决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不久，十二兵团司令部作战科的肖科长和政治部联络科的卢科长乘车来到四明银行，请我们一同乘一辆军用吉普车去察看市区情况和部队安置情况。我们看到市面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部队都陆续进驻了宿营地，心中顿时感到无比欣慰。

解决了部队的住宿问题后，我们又接受了一系列新的任务。我们找到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关系，为解放军刻制了一大批印章，其中包括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大印，还有一些臂章、袖章和旗帜。

此外，我们还参与了武汉最早的军事接管和支前工作。当时，国民党的军队虽然已经撤走，但国民党的空军仍然对武汉构成严重威胁。而原国民党湖北省防空指挥部、武昌防空情报所等单位的全体官兵和工程技术人员，已在中共沔东县委城工部的策动下举行了起义。因此，我将这一情况向十二兵团首长汇报后，5月17日，十二兵团即派军械部长陈文彪与我一同前往湖北省防空指挥部去接管，我们很快完成了这一任务，为武汉的防空体系在解放不久就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打好基础。同一天，我还配合卢科长、陈文彪部长接管了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汉口电池厂，使该厂迅速恢复了生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前线急需的军用电池和照明用的一号民用电池，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杨鹰：

1949年5月15日那天，汉口市区一片沉寂，只有长江边不时传来一两声闷雷似的爆炸声，那是撤退的国民党军在破坏码头和趸船。当天晚上，我地下党湖北国立师范学院支部接到中共武汉地下党市委的指令，派我到江边侦察一下，看看国民党军在汉口的最后据点——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司令部内的敌人撤走了没有。那时我还不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是参加武汉地下党市委青年工作组领导的外围学生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并担任汉口学联联络员的湖北国立师范学院的一名进步学生。接受任务后，我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赶到江汉关边。到那里后，只见国民党第九补给区司令部内早已人去楼空，只有风吹着地上的纸片乱飞。显然国民党军已经落荒而逃，汉口已是一座空城。我迅速把这一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不久，汉口学联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吴德安即按照武汉地下市委的指示，让我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汉口近郊的岱家山去与解放军联络，迎接子弟兵进城。

第二天拂晓，我骑上自行车就直奔岱家山。到那里时，天已大亮，朝霞满天。我因不知道解放军究竟在哪里，只好迎着朝霞骑车向前飞奔。突然，路边有人喝道：“站住！什么人？”我停下车，才看见路旁树下站着一位身披树叶伪装、头戴红五星的持枪战士，正紧盯着我。我心中一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解放军吗?我立刻掏出名片说：“同志，我是汉口的学生代表，是地下党派我来接解放军进城的！”

就这样，我顺利地找到了解放军。当我来到设在刘家庙一个农户家的四野十二兵团第一一八师前线指挥所时，一位身穿草绿色军装、中等身材、和蔼可亲的首长热情接待了我。经人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第一一八师师长邓岳同志。邓师长听我介绍完市内情况后，用浓重的麻城口音亲切地对我说：“从各方面情况看，汉口确实已成真空!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解放武汉、保护人民、维护治安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早已作好了准备，先头营马上向市内进军！”接着，邓岳师长又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对于接管城市，我部还是有些经验的，进北平也是我们这支部队！”完成联络任务后，我于中午回到了学校。下午，我又接到党组织通知，让我同商业专科学校学生、汉口学联东区联络员纽淦成一起去迎接解放军入城。我俩骑车来到头道街，只见路旁整整齐齐坐着一队解放军，他们个个全副武装，手持乌光锃亮的武器，显得格外威武雄壮。我们上前向领队的同志说明来意后，他就紧紧地握住了我们的手，并命令部队立即向市内进发，此时已是下午两点。我们引导解放军到达陆军医院时，受到了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的热烈欢迎。不久，整个汉口都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肖健章：

武汉解放时，我在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第二团当参谋长。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云梦，为解放武汉，我们已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不料国民党军却不战而逃。我们得知敌人逃跑的消息后，就于5月15日下午开始向武汉急行军。出发前，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在16日下午5点之前赶到汉阳，占领龟山。副旅长王定烈还向各部队“许愿”：“谁先到达汉阳，谁就是汉阳的卫戍部队！”因此，各部队都争先恐后地往汉阳赶。

一路上，我骑着马跑前跑后，不断催促部队加快行军速度，连饭都不敢做，边吃干粮边前进。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在16日中午12点才赶到皂市（一上午走了56公里，部队行军速度已不算慢，堪称是“铁脚板”了）。但此地离汉阳还有一百多公里，显然部队仅靠两条腿是肯定无法按时赶到汉阳的。我心急如焚！正在这时，忽见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我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借几辆汽车先运一些部队进汉阳呢？于是，我们就拦下了六辆从武汉到宜昌送货的汽车，由我出面找车主和老板商量借车之事。他们都十分通情达理，连声说：“大军需要，没得问题，可得！”但我们还是给每辆车留下了一袋银元作为押金。我们把车上的货物小心地卸下并派专人看守，同时抽出三个步兵连轻装上车，所有的重武器一律不带。每车上五六十人，挤得满满的。不过，这一下我们总算变成了“机械化部队”。

我坐在第一辆车上，率领车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汉阳开进，沿途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6日下午5点，我们终于到达汉阳。我命令部队搜索前进，路上只是偶尔遇上国民党的保安队放冷枪。我们以一个班迂回过去，机枪、冲锋枪一阵猛打，很快就把他们收拾干净了。下午6点，我们到达了龟山。我命令一个连上山，将红旗插上了龟山山顶。其余部队则沿江搜索。只见江边人山人海，都是国民党丢下的老弱妇孺和伤兵，饼干、罐头、布匹和军用物资也堆积如山，遍地都是。我们的战士却秋毫无犯，没有人拿一点东西。部队进城时，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群，人们挥舞彩旗，敲锣打鼓放鞭炮，端茶倒水送食品，欢迎我们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