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政秧歌的历史渊源

秧歌，亦称社火，最初是一种春祀秋报的汉族民间祭祀活动。“社”古指土地神，也指祭社神的节日，如春社、秋社。“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见《荆楚岁时记》）。由此可见，人们先祭神，后吃祭肉、饮黄酒，欢乐之时，又歌又舞，定会有些杂耍。再看“社火”一词，旧时指节日扮演的各种杂耍杂戏。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鳌观，令官妓扮社火，春梦婆一，春姐二、皂隶二、春官一”。这似乎是今日秧歌的雏形：春梦婆可能是今日秧歌队中的“妖婆”，春姐和皂隶，似为今日的“腊花姐”和“中郎”，而那个春官定是“社火官”无疑了。今日庞大的秧歌队，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社火”一词及其活动记载，最早则见于南宋诗人范成大《上元纪关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有“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的词句，范自注曰：“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见秧歌在当时已初具规模了。据20世纪初民国《和政县志》记载，“入正月过三日即演社鼓，或城或乡不拘。十三日城内张灯，乡民以社鼓来贺，男妇游览……”。这一方面说明了县城十三秧歌会的情形，同时也说明秧歌在和政各乡镇的发展与历史。据考，当时表演的节目就有“竹马儿”、“刀舞”、“旱龙船”、“狮子舞”等等。到了明清时期，秧歌不但有说有唱，有歌有舞，而且还出现了一定故事情节的小戏，更是程式固定，臻于完善。

和政秧歌始于14世纪（明代），盛于17世纪（清代），变革于20世纪初（民国），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加繁荣壮大。

它是由祭祀活动演变而成的娱乐活动，又通过文化交流，不断充实和丰富内容，如秧歌从宗教活动中吸取了音乐营养之后，才有了伴舞的乐队。特别是秧歌中演奏的唢呐曲牌有不少就是神曲，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和政南部牙塘、石咀一带的“牛犊爷”借用巫师羊皮鼓，旱船表演中有扮演观世音菩萨的，演唱词中“九绣我佛莲台坐，十绣童子拜观音”等，就是受祭词的影响。再如“春牛”，古代有以春牛祝岁的习俗，因为牛是农事活动中的主要工具，堪作农事的象征，所以和政秧歌中的玩春牛等杂耍节目不仅是古代习俗的继承，而且也体现了各族人民共同祝愿农牧业丰收的愿望，更具有高原农牧业地区的特色。再如《舞狮》，据考，最早出现在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而且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的，说明地处古丝绸之路要道的和政地区，接受它的机会比内地更早。到了14世纪明代以后，大量汉族移民迁入，又带来了南方的旱船、鞭子、竹马灯；20世纪初的民国初年到河州地区经商的山西、陕西商贾又传进了“跑驴”。和政秧歌在清代之前一律为“地蹦子”（即不踩高跷，徒步表演），20世纪初的民国初年，有少数人开始踩五寸跷子，大多数仍为徒步表演。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青海马家军（马步芳的国民军）一个连驻防和政，春节时士兵玩起了高跷秧歌（跷高三尺），有四大光棍、打狗熊等节目，很受群众喜爱，1934年、1935年（民国二十三、四年），和政县城附近的群众和龙泉书院也相继玩起了高跷秧歌，从此，县城附近高跷秧歌逐渐取代了“地蹦子”。之后，和政秧歌经过不断的更新、完善，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歌舞表演形式，成了汉族群众每年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七期间闹新春，深受群众喜爱的汉族传统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