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道统
2006年6月23日下午165438+10月23日历史系牟发松教授做了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的学术报告。牟教授首先指出,几乎同时代的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最终都因蛮族入侵而崩溃,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但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始终没有统一,而中国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分裂,诞生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隋唐统一帝国,中西历史发展从此不同。他认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正统”,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具有重要意义,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后,牟教授从探讨“正统”的本义出发,追溯到汉代的正统问题。他认为,后世所谓的“道统”是北宋欧阳修的“道统”所确立的,即“天下合则天下最优”。而欧阳修所依据的《春秋公羊传》中所谓的“大同”、“大一统”,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形成了汉代“天人合一”、“政治统一”的正统观念。在汉唐之际建立王朝正统的过程中,五德(木、火、土、金、水)学说作为一种神力赋予的天命观被广泛使用。西汉时期,文帝和武帝初年,学者们几次提议将延续秦朝的汉朝水德改为土德,但都失败了。直到窦太后死后,汉武帝才纠正了《新月天德》。后来王莽利用变德为更德的思潮,大规模整顿前代道德,使秦朝处于飞跃地位,改西汉为火德,从而为辛莽政权称土德为汉室篡位者创造了法理基础。虽然王莽最终失败,但东汉建立后,刘秀沿袭王莽的火德为汉,以土代火成为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和割据自立的命运基础。随后,牟教授重点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问题。自三国分立以来,从东晋到十六国,一直到南北朝,对正统的需求不仅针对历时性地存在于同一空间的过去的政治实体,也针对同时存在于不同空间的其他政治实体。因此,正统问题不仅体现在对前朝正统地位的重新评价乃至对德、德秩序的重新安排上,也体现在双方对正统的激烈争夺上。与此同时,随着民族因素的融入,正统观念和标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东汉末年,各路军阀争夺正统地位。后来,曹丕、刘备、孙权建立了自己的正统,在政治、外交、文化上相互竞争,恢复了汉朝的统一,从而促进了正统内涵的稳定和正统论证的模式化,为十六国的夷族君主日后冒充正统、重建正统提供了范本和思路。当时的《三国志》、《汉晋春秋》等史书的编纂,也反映出对正统的强烈需求,这实际上是正统在现实政治中在历史编纂中的反映。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证明其合法性。他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曲折的过程——从否定魏晋正统到承认魏晋法家,从承认魏晋法家到承认芜湖国的正统地位,最后在孝文帝改革时代,彻底否定芜湖国正统,继承魏晋法家,从而将芜湖十六国锁进伪闰冷宫。这一过程与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汉化、北方胡民族的融合以及南北朝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大体一致。由于孝文帝坚决抛弃芜湖法制,继承西晋,北魏定为水德。后来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乃至隋唐,再到德意志时代,形成了北朝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与东晋南朝的德意志时代和法律制度形成对比,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事实上,在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通常会相互获得外交承认,南北之间的外交使节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是正统之争,一方面是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双方的分歧在缩小。最后,牟教授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观念。他认为,虽然中国古代正统或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是天命,但天命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的,而德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他结合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之争,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正统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同时,他也指出,就正统的两个标准而言,“天下合而为一”的标准逐渐成为衡量正统最重要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天命论的局限性和地域、种族的局限性。正统的文化内涵和大一统的标准为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并长期保持政治上的大一统提供了指导和内在动力。上海师范大学的郝教授对这次演讲做了精彩的点评。他指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来说,正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正统逐渐发展成为对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一种解释体系或解释体系。先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讨论和政治行为,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或文化景观。”他认为,这场学术讲座,“立论宏大,视野开阔,既注重宏观阐释,又注重微观论证”,论证并指出中国古代浓厚的正统观念或正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牟教授对魏晋南北朝正统思想的探索,对于解释魏晋南北朝从"不统一"到"统一"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自古以来,中国的割据政权都是在争取正统的过程中实现国家统一和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