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哪些施肥技术？

人类的实践活动无意识地提高土壤肥力可以追溯到5000～10000年以前，而有意识地施用某些有机或无机物质，以提高土壤的肥力，促进作物的生长，则相对要晚些，距今约3000年左右。

古代文明发达的地区，如尼罗河流域、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南美和中国等地，当时可能已经开始应用下列天然物质作为肥料：厩肥和堆肥、植物和动物废弃物（包括茎秆、畜血等）、人和动物的排泄物、鸟粪堆积物（鸟粪磷矿）、江河湖沼的淤泥、森林的枯枝落叶、海草和海生动物的废弃物、绿肥、含盐表土、灰烬（包括草木灰、血灰、骨灰、焦泥灰等）、石灰、石膏等。

施肥技术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紧密相随，从原始农业开始就有施肥技术。

早在我国的西周时期（公元前10世纪左右），反映在《诗经周颂良耜》中已有“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的歌咏，说明那时人们已认识到拔除的田间杂草腐烂后有促进黍稷生长的效果。公元前350年前后，亚里士多德认为植物通过根系从土壤中吸收腐殖质里面的养料，植物枯死后变为腐殖质，又成为肥料。西汉的《氾胜之书》已有基肥和追肥的详细叙述，并强调施足基肥，然后再看情况补施追肥；书中还叙述了“溲种法”，即用牛、马、羊骨汁或蚕矢汁煮成浆状，用以浸种，使幼苗健壮，其作用如同现在的种肥。公元3世纪已有栽培绿肥供肥田的记载，西晋的郭义恭在《广志》一书中有云：“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堆肥的积制最早见于《齐民要术杂说》篇，称之为“踏粪法”，一般学者认为《杂说》是后人补入《齐民要术》的，大约在8世纪前后。唐朝的韩鄂撰有《四时纂要》，其中记载了施用基肥和种肥的作用，所涉及到的作物包括果蔬、药材共计13种之多。

南宋陈敷的《农书》（1149年）中提到了制造火粪（即焦泥灰）、堆肥发酵和沤池积肥等技术，并引证当时的农谚，把施肥比作“粪药”，认为用粪犹如用药，强调合理施肥的重要性；书中还指出，土壤可以通过施用适合的肥料来改良，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元代的王祯在《农书》“粪壤篇”中把肥料分成6类：大粪、踏粪、苗粪（绿粪）、草粪（野生绿肥）、火粪（草木灰、焦泥灰、石灰）、泥粪。1563年，法国科学家帕利西（Palissy）通过观察认为，植物的灰分是植物从土壤中吸取的物质。

17世纪初，法兰西斯培根指出，植物的要素是水，土壤的主要作用是保持植物直立。同期，巴蒂斯特和范埃尔蒙进行了柳树盆栽试验，其结论认为，水是植物的唯一要素。明末（17世纪上中叶）的《沈氏农书》介绍了水稻看苗施肥的经验：“下接力须在处暑后苗做胎时（指单季晚稻），在苗色正黄时，如苗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到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切不可未黄先下，致好苗而无好稻”。约在1775年，法兰西斯荷姆指出，植物要素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可能包括空气、水、土、盐、油和火，它们相互结合在一起。清代（18世纪）的杨屾在《知本提纲》中指出，施肥应与耕、灌相结合，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做到天尽其时、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由于对植物要素认识的不一致，19世纪初（1809年），泰伊尔提出了腐殖质营养学说，指出：“事实上，土壤肥力完全依靠腐殖质，因为除了水分，只有腐殖质才能供应作物营养。正如腐殖质产生了生命，所以它是生命的一个条件，没有它，任何生命的存在是无法想像的”。

这一学说在当时对培肥土壤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有很大的片面性，阻碍了施肥科学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对于肥料的施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有独特的创造，特别是就地取材，施用有机肥料、循环利用养分等，不仅保证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护了土壤肥力，而且使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在有限的土地上养育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成为世界农业史上罕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