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唐玄奘是怎么样的人


玄奘西游的时候,当时唐朝刚建国,唐朝虽然不禁止对外经商,但是对于国人走出国门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出关必须得到大唐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而且玄奘的和尚身份是比较特殊的,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大唐王朝的‘公务员’,所以他在出关之前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而如果私自出关,一旦发现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从南北朝开始,到清朝中期之前,僧人的数量始终是受到国家掌控的。“我们现在有宗教信仰自由,当和尚只要合乎法律和佛法即可,属于民间行为,但是在过去,从南北朝开始,僧人的数量是由国家的所谓‘度牒’制度控制的,你只有拿到了‘度牒’,才可以出家为僧,才能得到国家的允许和保护。”

正是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僧人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点属于“公务员”的意思。我国古代“度牒”制度的执行也极其严格,因为“一旦你出家,就可以享受供养,你所在的寺庙也会有自己的土地,相当于地主”。当然历史上也有私度僧人现象的存在,尤其是自由派禅宗兴起后,“度牒”制度是受到了一定冲击。但作为一种官方制度,“度牒”直到清朝雍正时才被废除。

特殊的“公务员”身份,以及没有相应的出关文书,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自一开始就蒙上了“非法偷渡”的恶名。而在电影《大唐玄奘》中,对于这一段的描述则显得极其真实:自凉州开始,玄奘每一次向前都充满了危险,随时都可能被官方带回长安,甚至身陷牢狱之灾,这与后来文学艺术加工成动辄被女妖喊作“御弟哥哥”的唐僧,有着天壤之别。

玄奘是不得志的海归

在《大唐玄奘》的结尾,重新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长安市民的热烈欢迎,鲜花纷繁之际,玄奘那棱角分明的脸则有一种佛家弟子应有的空灵平静。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亲切接见”,而这一次的接见,则多少为玄奘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彼时的李世民已经平定辽东,这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盛世的神武帝王,此时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了大唐疆域地图的西方。

平定西域,打击突厥,扬大唐之国威,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李世民曾经三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陈坚表示,在那个资讯极其不发达的时代,玄奘无疑是李世民经略西域的最佳人选:“相当于让玄奘作为政府的西征军事顾问或者是情报提供者,毕竟玄奘了解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和地理位置。”

但是李世民的三次要求皆被玄奘拒绝,而作为回报,玄奘要求回归山林翻译经文的愿望也一次次的落空,君僧二人开始反复的博弈。

“最终博弈的结果,是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整理记录的《大唐西域记》的出现。”陈坚表示,公元646年,《大唐西域记》成书,而相应的作为回报,房玄龄也组织僧人在长安一带助玄奘翻译经书。

博弈并未影响玄奘的致力佛学研究的梦想,但残酷现实是:大唐佛学界内部对于玄奘和他的唯识学的冷落。这才是玄奘不得志的原因。“事实上,如果单纯从佛学上来看,玄奘无疑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尤其是佛教唯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说到他对中国现实佛教的贡献,不宜被过分夸大了。中国现实佛教体系的真正缔造者还是像慧远、僧肇、智者大师、慧能、法藏等没去过印度的“土和尚”。至少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是持有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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