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场的历史沿革

大场 境域成陆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公元502年—519年），初属昆山县。

“大场”，相传宋时设盐场于此，因盐场甚大，故名。

据清光绪《宝山县志》记载：“大场镇，在县治西南三十里，宋时置盐场于此，而得名”。

在现存古文献中，较早出现“大场”两字的，有宋熙宁三年（1070年）郑亶《吴门水利书》载的“大场浦”，系河流名；宋绍兴、嘉定年间（1131—1224年）《宋会要辑稿》载的“南大场”系港口名、税盐场名。

而较早记载“大场镇”的则有明正德四年（1509年）《练川图记》和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嘉定县志》。

另据有关史料记载，大场在公元7～8世纪时已成为古吴淞江的出海口，宋元之际，大场集镇基本形成，宋、元、明时期的大场镇，曾作为商业活动的通海港口，本地生产的棉布等由此销往闽浙等地及海外。

至明代中期的正德至万历年间（1506—1620年）大场集镇已颇具规模。

到了清代中期，集镇更趋繁荣，时称“大场虽小三里长，镇上九桥十八弄”（九桥位于大场镇市河上，自东向西分别为胡家桥、廉家桥、太平桥、守仁桥、中心桥、荷亭桥、义学桥、蒋家桥、利济桥，现均无存；十八弄，九弄位于大场镇大街，自东向西为斗阁弄、东弄、沈家弄、杨家弄、俞家弄、北弄、殷家弄、马家弄、利济弄，另九弄位于大场镇浜南，自东向西分别为胡家弄、廉家弄、司家弄、泥弄、侯家弄、吴家弄、姜家弄、南弄、蒋家弄），有大小商铺300余家，贸易以土布为首，棉花次之。

晋、陕布客和徽商均设店于此收买棉花土布，市面繁盛，非至深夜不散。

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按经济状况，大场镇始有“铁大场”之美称，而与“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并举，成为历史上上海市北郊的四大名镇之一。

至于“铁大场”之名，另有一说：因走马塘上船舶与日俱增，众多铁匠为揽生意，将摊位设立于河畔，为船户作业，三里长的河堤上打铁之声不绝于耳，故称“铁大场”。

大场旧时别名“钱溪”、“乾溪”。

据清代《大场续志》载，走马塘又称钱溪，系吴越王钱镠所开设，以收渔盐之利，宋名将韩世忠屯兵江湾、大场一带，于塘岸走马往来，人遂称走马塘云。

由于大场位于走马塘的中流地段，故将钱溪引为大场之别名，而“钱”、“乾”通名，久而乃转名为乾溪。

清邑人周兆鱼曾作有《乾溪杂咏》诗数首，所说的“乾溪”即指大场。

大场镇南傍市区，东倚机场。

境内交通便利。

沪太路纵贯南北，场中路、南大路连结东西，真大路通向西南。

境内河道纵横，遍布城乡，水路走马塘为东西向主航道，连接南北向的西弥浦、桃浦，15吨船可航达蕰藻浜、黄浦江、苏州河等各大江河。

大场实为水陆交通之枢纽，因此也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屡遭战争之祸。

宋、元、明时期的大场，已成为商业活动的通海口，本地产的棉布等由此销往闽、浙等地及海外，从而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带动了市镇的发展。

明末镇西曾有一繁荣集市，称临江街，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这里进行大屠杀，居民无一幸免，房屋化为废墟。

清咸丰，同治年间，大场已成为布匹主要集散地，山西、陕西和安徽的客商来此坐庄收购花布，夜间灯火通明，非至深夜不散。

民国初期，邻近地区年产布匹90余万匹，价银28万余元。

后因洋布倾销，土布产销日益萎缩，但仍居全县之冠。

之后，商家根据市场变化遂以经营米、花、食品为主，昌盛时有商号300余家，尤其是饮食业发展迅速，镇上曾有“十家三酒店”之说。

著名老店有鼎盛、大华酒楼；恒顺、洪泰米行；恒乾茂、大仁、盛昌祥布店；渭东、浦颂记、稻香村食品店；康裕、万益酱园等。

万益酱园诞生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150多年历史。

它与吴淞万盛、江湾元豫、罗店齐和顺齐名，合称四大官酱园。

万益酱园坐落在大场镇西市梢口，占地约5亩。

年采购大豆（制酱原料）从数百担增加到三千担，人员从10余人增至30余人，酱缸增加到800只。

万益酱园以信誉第一、质量第一的宗旨，生产的三伏晒油，遐迩闻名。

他的制作方法是用1000斤优质鲜酱油，放在大缸内，伏天日晒夜露，约需40天，浓缩到700斤，待酱油面上结了薄片盐冰，才称合格品，这就是三伏晒油的由来。

该产品的特点是浓而不咸、味醇而鲜、久贮不霉，因此，离镇几十里的村民，都不辞辛劳跋涉来镇采购。

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十九路军在这里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伤亡惨重。

战后当地居民集资建大场纪念坊。

民国26年（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又在这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生死拼杀，阻击日寇达半个月之久，在此次战争中，日军曾出动150余架次飞机，密集投弹160多吨于镇区，整个大场成为焦土。

1941年，日伪当局在塘桥设卡“清乡”，封锁交通，统制物资，商品奇缺，市场萧条。

东街一带商业因日军在镇北修筑机场，拆毁大批民房，驱赶居民，加之彭浦镇的兴起，更是一落千丈，商店寥寥无几。

抗日战争胜利后，逃难者纷纷返回大场，从而使大场镇的商业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最多时达到300多家商店。

后因洋货倾销，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苛捐杂税，商业经营陷于困境之中，不少店铺倒闭，至解放前夕，全镇只剩下商业户226家。

大场的教育事业最早可追溯至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地方人士沈文辉创办的东阳义塾，这也是宝山地区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学校。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镇中同仁堂创办的大场公立初等小学堂（现今大场镇小学的前身）是大场地区最早的新式小学，此后大场又陆续创办了五所小学。

民国21年（1932年）10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大场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推行“教育为工农服务”，实行“工学结合”和“小先生制”，以此推广平民教育，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后受战争影响，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影响，所有学校全部关停，大场的教育事业受到极大摧残，大场公立初等小学堂的全部校舍也于此间全部损毁。

抗战胜利后，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先是山海工学团重建，更名为山海乡村实验学校并陆续恢复和发展了7所分校，后又有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迁至大场余庆桥赵家花园，再有中国佛教学会赵朴初居士发起创办的旨在收容教养流浪少年儿童的“上海少年村”。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 *** 的大力扶持下，大场的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1978年行知中学被列为市重点中学，1981年山海工学团再度重建。

大场也是学前教育最早的地区。

民国25年（1934年）在陶行知先生的支持下，在夏家宅创办了乡村幼儿园，为全国首创，“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幼儿园停办。

民国36年（1947年）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在沈家楼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村托儿所——大场农村托儿所，民国38年5月托儿所被 *** 残部强占，被迫停办。

为纪念陶行知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1951年初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示，将山海乡村实验学校更名为行知小学，后又发展为行知一小和行知二小；育才学校先后更名为行知艺术学校和行知中学；1981年重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山海工学团；1984年在山海工学团原址建造陶行知纪念馆，1986年建成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