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活的纪念文章

1,谭嗣同,剑,勇,心

在浏阳乃至中国历史上,改革家谭嗣同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在戊戌变法中慷慨赴义的壮举,激励了日月。但很多人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期就有了“勇气与心”的外号。在路的“谭烈士祠”里,有一张谭嗣同在南京的照片。那一年,他32岁,穿着一件白色长衫,一身深黑色武士服,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大眼,目光如电。他像一座山一样站着,敬畏地俯视着死亡。在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把剑三把琴陪伴他走过了许多漫漫岁月。

剑是豪迈的勇气1865,谭嗣同出生于北京,父亲谭继准在北京做官时。谭嗣同从小心胸开阔,勇武过人,崇拜古代侠客,所以在12岁时,开始向“独臂猿”胡琦和“夷夏”大刀王五学习剑术。那时候他离不开一把“七星剑”。13岁,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在“大福地”的深院,他晚上借着灯光看书,闻到鸡在跳舞,在击剑。市文化馆的潘新志老师曾在大约百年后亲眼见过“七星剑”。它有一个长长的身体,里面嵌着七颗青铜星,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在20岁左右的10年间,谭嗣同走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剑”是他旅途中的忠实伴侣。陪他环游祖国山山水水,行程八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广交义士,拜访名人,大开眼界。特别是谭嗣同曾经骑马带剑打猎,七昼夜行程1700多里。虽然遇到了“一塌糊涂的小胡子”,但他还是乐在其中。谭嗣同在强巡期间,意外地从两个极其偏僻的地方得到了他一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老物件:“芭蕉秦雨”和“凤凰矩剑”,他视之如命。从此,他将“七星剑”留在了“大福地”,并将“凤凰矩剑”随身携带,寸步不离。

秦更是英气逼人。中国古代文人讲究“琴棋书画”四艺,尤其是琴列。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如孔子、蔡邕、嵇康等,都以弹钢琴而闻名。谭嗣同也不例外。在孤独的世界里,他一生舞剑弹琴潇洒。在“谭烈士专用庙”的展厅里,还摆放着谭嗣同的“崩亭琴”照片,琴身乌黑发亮,楷书“崩亭琴”清晰可见。据史书记载,某年盛夏,谭家中两棵高约60尺的梧桐树,有一棵被雷砍倒。谭嗣同用梧桐树的残枝做了两把七弦琴,名为“残雷”和“崩亭”,七弦琴的铭文是“大斧破天,折枝断皮断骨。如果你是个好材料,你吃过苦,你吃过苦,啜泣哀嚎!”“雷由其始,我有其功。对秦有利,对童不利。“文天祥《香蕉秦雨》的题词是“海沉,天寂,蕉雨,何苦呢?".孤臣泪,不敢哭!”1898年,34岁的谭嗣同被召到北京变法。当他与妻子李润分手时,他收到了一首诗“戊戌变法后留妻在北”。据说,在他们分手的前夕,这对夫妇还告别了演奏《破碎的小提琴》和《破碎的秦磊》。去北方的时候,谭嗣同带了《崩庭琴》、《残雷琴》、《凤凰矩剑》。多少年后,无论是秋风飒飒,还是春雨潇潇,在“大福地”的房间里徘徊,听在耳边,似乎房子的房梁上还充斥着他们永无休止的钢琴曲!

看到《热血》里的英雄色彩,谭嗣同背了一把剑,两把琴。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他北上北京,以示改革强国之志。可惜旧势力阴云密布,“戊戌变法”百日终结。为了唤起人们的觉醒,谭嗣同把生命献给了灾难,慷慨赴死。本来谭嗣同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逃走的时候,他选择了流血,把“凤凰矩剑”给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也不会作践主。“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崩琴”一直未找到。“残雷琴”长119.8cm,肩宽19.3cm,尾宽13cm。为夕阳式,漆黑色清漆,池下背面镌刻魏体书《残雷琴》,题字“谭”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谭嗣同25岁(相传此琴为谭嗣同16岁时所作)。不知何故,这架钢琴后来到了一个叫钱君宜的人手里,他在1952把它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在谭嗣同的手里,七弦琴不再是普通文人消遣的玩物,而是爱国者用剑和戟唱出的生命之歌。就在琴《崩庭》上,有他的挚友唐的挽歌一句:“不忍闭着脖子二十年去全台,若胜了去孤臣楚呜咽;干勇为奴族投下四百兆,长眠地狱,只留下扶桑剑气三主。”谭嗣同在京去世后,其故居“大福地”仍留有“七星剑”、“焦裕琴”等遗物,被李润小心翼翼地密封保存在阁楼上。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收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曾将谭嗣同的部分遗物留给佃户谭。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新志老师说,工作人员最后找到了谭,不仅在那里找到了24支铜凤笛,还找到了“七星剑”。不幸的是,谭因为害怕,把谭嗣同的遗物埋在了地下,“焦裕琴”已经烂成了一堆木屑。“七星剑”就这样被文化馆收藏了。潘新志老师在1965被调到外地工作,在1981回到文化馆工作时,再也没有见到“七星剑”。通过多方打听,潘先生了解到七星剑丢失的过程:文革动乱期间,县花鼓戏团的一个造反派头目闯入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这种剑经常佩戴在城市周围,被许多人用来“打击武斗”。可是潘老师问了这个人好几次,这个人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拿了“七星剑”,谭嗣同手里叱咤风云的“七星剑”竟然不翼而飞。

2.谭嗣同与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称为“佛门彗星”。一个是东晋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30年,却留下了一部佛教经典《昭伦》,奠定了他在佛教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个是清末的谭嗣同,活了33年,却赋予了佛教现代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教”,谭嗣同则为现代人开辟了“应用佛教”的领域,将佛教的精神吸收到现实社会中,使大乘佛教走出了深锁的围墙,再现了其蓬勃的精神。佛教不是红墙环绕,不是灵魂可以逃避的净土,而是一种责任,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生命的责任。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还记得人间佛吗?当他逃离皇室,放弃权力和财富的时候,内心所蕴含的是对生命的无限怜悯和热爱。这种对众生的慈悲和爱,就是责任。然而,长期以来,号称尊大乘的中国佛教实际上陷入了千百年来的空谈,使人们难以理解其大乘精神,大乘对众生的拯救成为一句空话。谭嗣同出生在中国几千年来从未经历过的,屈辱内乱,流民蹂躏的严峻时刻。此时此刻,哪些佛教徒是佛教的慈悲关怀?抬头真的很失望。如果佛教只是心目中的象牙塔,而不是用于社会的改良,那么它所倡导的平等就会成为一个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挥舞佛教之剑,劈开荆棘,勇敢地开辟出一条指向社会生活的佛教道路。

谭嗣同的彗星之旅并不在于他短暂的33岁生命。更神奇的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才步入佛门殿堂。1896年,谭嗣同三十一岁。这年春天,他在北京见到了吴彦周、夏曾有、等人。吴、夏以佛学闻名,谭嗣同钟情于佛学。同年夏天,我认识了近代著名的佛教徒杨,并师从杨学佛。谭嗣同曾说:“吴彦周、贾瑞先生是于学佛的第一位导师,杨仁山先生是第二位导师。是金陵的大会,有着深刻微妙的含义。”谭嗣同虽然学佛很晚,但学习基础极其扎实,早年复杂而深刻。孔子、孟子、墨家、理学、夜交科学无所不在。他只有学佛,才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并逐步引导自己以佛为基础的“仁”。谭嗣同学佛虽晚,但后来居上,志向远大,勤奋刻苦。虽然他跟随杨学佛,总共不超过一年,但他可以遍访三藏,尤其是法和华严。杨的弟子、一代佛学大师在文章中列举了在杨门下卓有成就的佛学弟子,第一个就是谭嗣同:“唯一居士规模广大,其门下料多。谭嗣同擅长华严,桂伯华擅长密宗,李端擅长。但有章太炎、孙少厚、梅继云、李正刚、蒯若木、欧阳渐等。,而且他们也是朋友。”

佛教改变了谭嗣同的学风,但早年所学却使谭嗣同试图将佛教引向社会之路,成为近代佛教改革的深度冲锋。谭嗣同学佛之前,以儒学为学,以墨学为行。谭嗣同从青年时代起就崇尚墨学,他在《仁学引论》中写道:“我从小到大...我有墨家之私志。”在《与唐铸成书》中,他说:“这几年来,我一直抱着寸步不离的志向,抱着正义平等的学说,竭力舒展长号,这是翟墨和滑鸟的强烈不情愿。”从墨子的“兼爱”到佛陀的“慈悲”和“众生平等”,宗教和大哲学家们从来没有关起门来谈过终极的生活方式,但历史已经悄然让“慈悲”成为一句无关痛痒的空话,不是事实上的行动,而是精神上的慰藉,而不是社会生活的重大改造。谭嗣同决心改变人们心目中佛教出世、被动、脱离社会的形象。

谭嗣同向杨学佛,逐渐构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古今中外各种理论道理交汇于心,但若百川归大海,大海就是博大精深的佛法,浸淫其中的是慈悲博大的胸怀。从谭嗣同学佛之初,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生命所剩时间不多了,虽然正值壮年。这种思想时常萦绕心头,使谭嗣同学习更加勇敢和勤奋。谭嗣同在给欧阳中谷老师的信中写道:“于是我重新燃起日夜持佛咒的大愿,多次中断:祝老亲身体健康,家人平安;二、祝老师朋友平安;三知大劫将至,愿众生免杀免死。”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记载了谭嗣同的学术勤奋:“每住一宅,必坐一榻,上下往复,穷而骄之,或废一夜睡而食之,谈而不休。不隔十天见一面,事学之书就满了。”一个导师一个朋友,加上自己深思熟虑的进步,谭嗣同开始构思并写下了最重要的一本书:《仁学》。

谭嗣同写《仁学》,是他学佛最勤奋的时候。粗略地看这本书,他觉得很杂,仿佛成了中外思想的大杂烩,春秋时期的孔、孟、老、庄、墨、李、易、,周、张、陆、王、船山、李洲,再加上西方的天文、地理、生理。谭嗣同把自己的学问称为“破罗网之学”:“罗网虽多,空无一诺。首先要打破陆离的罗网,民间传说的罗网,全球群学的罗网,君主、伦理、天道、全球群教的罗网,最后要打破佛教的罗网。但是,如果真的能冲,那就没有网了。如果实在没网,可以冲。”这是对古今学术价值的重估。其渊博的学识和果敢的胆识,让人不得不相信,如果谭嗣同没有英年早逝,他的学术成就绝不会在康有为和梁启超之下。然而,哪怕只是仁义,谭嗣同也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辉煌的印记。更重要的是,仁与谭嗣同之死相得益彰,构筑了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这才是真正屹立在中华大地上的精神。

3.浏阳河与谭嗣同

浏阳河,一本古书,一幅沧桑画。天气很好,鸟儿在歌唱,花儿很香。我们漫步在浏阳河畔的谭嗣同庙,闻着墨香,贴着脉络,用心感受神奇的自然,用脚叩击历史先贤的名河,各种情怀随着浪花荡漾。庙里梁启超的“民国启蒙”书法,令人肃然起敬。两侧是康有为的挽联,照片上是谭嗣同,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大眼,目光如电,令人肃然起敬。

浏阳河涌动着古灵精怪。也许正是其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酝酿了谭嗣同令人惊叹的变法维新之作。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当河水奔到北京菜场时,谭嗣同向千人喊话:“欲杀贼,不可回天;死得其所,流芳百世!”剑光一闪,血光如炬,直上九天,在中国的历史天空留下了壮丽的彩虹。

浏阳河流水潺潺,像一首歌。谭嗣同人生的意义就像这条无尽的河。他出身官宦之家,本可以在城里生活,自得其乐。然而,他有着浏阳河的“变身”基因,却偏偏遇上了一个“我以血荐轩辕”的时代。面对山河破碎,谭嗣同决心改革,救民于水火。1896年7月,谭嗣同撰写了5万字巨著《仁学》,构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吸取了《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释、道、墨改革的长处,吸收了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改革,提出了“取西法为宜,以补中国古代法律之死”的思想,被中国思想界誉为“惊世一文”、“人权宣言”。

仁政之后,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创办浏阳儒学数学与学术学派,出版《香雪海新报》,广泛传播变法思想。谭嗣同说:“以民为本,君主为末。如果君主骄横放纵,不能为天下做事,人民有权废掉他。推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废除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康有为从谭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中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留下了“起死回生奇人,亮剑”的绝唱。欧阳中谷感慨万千:中国有救了。他的学生不就是民族复兴的曙光吗?

但是,救亡图存是一条血路,就像我家乡的浏阳河。我要弯几个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谭嗣同被光绪皇帝召到北京执行新政,慈禧大怒。9月21日,慈禧将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下令处死新党。梁启超劝谭嗣同离去,谭曰:“无旅者,无前途,无死者,无赏主。”京城大侠王五福劝谭嗣同改变初衷。谭拍着地板说,“各国的一切政治改革都是靠流血来完成的。今天,中国没有听说过因为政治改革而流血的事情,这也是这个国家不繁荣的原因。如果有,请从头说起!”24日,谭嗣同因袁世凯告密被捕,留下了他的绝唱:等待张俭,片刻忍受杜根之死。我的笑从横刀到天空,停留在肝胆。“二十八日死了,浏阳会馆领导李风持带在身上。次年,魂归故里,葬于浏阳牛石乡窄水村。墓曰:“永不磨,片石立于天;一座美丽的山,群山去浪。"

4.参观谭嗣同墓

一个年轻的灵魂躺在青山绿水之间。

我来的时候,阳光明媚,绿草如茵。我来的时候,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在这个国家,很多事情都变了,很多事情都没变。我在这里向一位烈士致敬,他的苦难赋予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大革命纯洁的品格。我是来探水土的,孕育了中国自己的“扫除枷锁,破网”般的人权宣言。

谭嗣同墓在浏阳市郊。一路上有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陪同。谭先生告诉我,因为谭嗣同墓比较偏僻,一般游客是不会来的,所以给了主人一种宁静感。

山坡上的烈士墓,在形状上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弧形石板组成了一个眼睛形状的栅栏,守护着烈士的尸骨。墓室面积不大,表面镶嵌着手指大小的鹅卵石。经过百年风雨,鹅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从远处看,它们是一体的。只有走近了,才会发现其中的奥妙。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组合在一起的白色石碑。最右边的辅碑上写着立碑时间:“光绪二十七年,丑夏”。中间的主碑上写着:“清代大夫谭公之墓。”最左边的辅碑上,写着建碑人的名字:“谭伟立,亦为博士”。谭恒旭先生给我详细讲解了三块石碑的情况。立碑的时间是烈士遇难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谭家就收敛了,把他的尸骨埋了。但后党势力一时猖獗,继续对改革派采取高压手段。谭家为了避祸,不敢立碑。直到1901义和团运动,清廷被迫改弦更张,出现了改革的趋势,谭家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钟贤博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职,所以立碑时,百姓还在用。但谭嗣同生前没有子嗣,谭家决定让他的侄子谭薇做他的“儿子”,替他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这里的草特别密。小草有没有精神,它自告奋勇装饰烈士陵园,安慰烈士的孤独?

谭嗣同死时,据一位在现场目击的老人说,其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高喊:“欲杀贼,不可回天。死得其所,流芳百世!”刽子手没有连续三次砍下他的头。砍头大臣态度坚决,惊慌失措,下令谭嗣同直接倒地,刽子手连砍数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变法中大显身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几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把尸体从刑场抬回来,放在浏阳堂谭佳后院的老槐树下。人们在缝合头部和颈部时,发现肩胛骨上有很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鞠躬,谭恒旭先生在墓园右前方向我回礼。仪式结束后,老人泪流满面,控制不住自己。率性而为,真情流露,真是谭家的遗风。我和老人聊到谭嗣同的遗作《仁学》,这是我最看重的。老人喜出望外,说这幅杰作已经被忽略很久了。其实可以称之为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千年之祸》明确指出:“天下是君主口袋里的私有财产,不是今天,而是千年。”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政治和伦理情怀被巧妙的糅合在一起,导致血腥残暴被隐藏在温暖的人伦面纱之后。在很多学者的作品中,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首永远唱不完的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上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有力的批判,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改良主义思想家。他敏锐地摸到了中国这个绝症患者的脉搏,认为大病要猛药。“救天下重病之人,用天下猛药;拯救世界于巨大危险的人,声讨沉沦世界的伟大做法。”

王船山说“历尽艰辛而不穷,生老病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怀和气度的最高要求。从古至今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两点?毋庸置疑,谭嗣同就是其中之一。康有为曾这样称赞谭嗣同:“以君子之才,勇于学奥博,但文笔恢弘,思想深远,人性厚重,以天下为己任,以救国为己任,勇猛刚毅。”然而,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不能容忍这样的天才和英雄?谭嗣同必须用被杀来证明自己的正义。多么可悲又荒谬的现实啊!这个墓地不仅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耻辱。

我们慢慢走下山坡,心里像块铁。回头看墓地,已经消失在一个农民的白墙青瓦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