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现代文学的启蒙意义

尽管龚自珍在许多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被视为一个起步人物,但实际上,学术界对龚自珍的历史定位众说纷纭。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这部作品中,龚自珍被归类为清中叶作家,而不是晚清作家(相当于所谓的“现代”)它可能代表了史学和文学史领域某些人的观点。《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者黄秀吉在序言中说,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只是因为19世纪没有重要的作家和值得注意的变化,所以各种现代文学史才有了龚自珍来弥补这样的观点。也许是赵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思想[1]。他认为整个文学思想在戊戌变法之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改变,并以龚自珍为中心,认为他的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没有现代意义。

应该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龚自珍思想和文学观的“现代性”,提出这个问题不无道理。纵观以往关于龚自珍的评论,大多数评论者主要关注的是龚自珍的社会批判言论和政治经济改革思想,但也有不少评论者论证说,龚自珍的批判虽然尖锐激烈,但其“自我改造”的号召也具有开拓意义。但无论是他批判的深度,还是他具体的改革主张,都没有超越他的前辈。龚自珍自己说:“方子只卖古丸。”换句话说,当我们只关注龚自珍直接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并把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作为其思想的主要部分甚至全部时,我们或许能够证明其思想的正确性(虽然有限)甚至进步性,但却未必能够解释其“现代性”。

梁启超在总结晚清思想的演变时,多次说:“新思想的起源,不能上溯到龚、魏”,“近代思想自由的向导,必是庙堂之数”[2],“晚清思想解放,自强有功”[3]。这些话经常被人们引用,但大多是用来证明龚自珍的巨大影响力,却似乎被忽略了。“思想自由”!的确,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龚自珍思想中更具“近代原创性”和启发性的是“人”。

我们的研究表明,龚自珍的社会批判和改革思想主要形成于30岁之前。30岁以后,龚自珍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进步。他从揭露社会现状延伸到批判封建历史,从运用诸子百家学说延伸到反思传统哲学。正是在这种对历史和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中,龚自珍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提出了一系列包含现代意识萌芽的新命题。这就是“众人创造天地”的人文理论,是突破思想统治,追求精神。

这位展望未来的思想家不仅预见了社会的巨变,也期待着文学的巨变。其中蕴含着新的现代因素的哲学、文化和历史观是其“尊情”、“尊史”文学思想的新理论基础

以此为核心的文学“大变”论,还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精神和开拓意识,这不仅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独树一帜,而且对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变也有启发意义。

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龚自珍哲学和社会思想的现代意义。本文着重探讨他的文学思想。

论挑战传统原则的文学“大变革”

龚自珍曾说“我这辈子没有散文书”

还有“自负”。[4]这种所谓的“文学书”,指的是那种“笔法”,“守其意合乎法”,给人“笔法”的书

事情。对于这种“论文”,他嗤之以鼻,说自己“拒绝写论文”,“从来没有得过也没有失过论文”。[5](p207)的确,那些表达他的文学思想的文章和诗歌,不同于一般的文论和诗歌。他讨论的不是“写作技巧”,也不是“写诗”。

文体散文是近代文学变革的第一个宣言;

喔!我要佩服古人的创造力,我要把生命献给福鼎!我想把它送给齐@ 1是因为今天人们做的事,但是我很惭愧。我能为羞耻做什么?穷其原,不甘心以其为质,又成了浮云。虽然天地定位已久,但我会用心去判断,然后让它发生。如果我用心去看,用心去做,我能把握住定格已久的云吗?唉,时间太久了。你每创造一个奇迹,很多人都不觉得可惜。巨变突然开启,请等到那一天。守云几何,少喜多痛。当你享受音乐时,你有一个好的态度。文心古,文风寄古。(注:在王佩整理的《龚自珍全集》中,

这篇文章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以往的著作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重视。它突破了古代文论体系中的发展理论,意味着一种新的发展观的萌芽。

如何认识文学的变化发展规律,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有很多论述,占主导地位的、包容的、被广泛认同的是“通变论”,即所谓“通其变,成天下之文。”(周易?部》)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作了完整的论述:“夫文之体不变,而文之数不方...每一个诗和赋的秘书都有不变的风格;文字的力量,改变会持续很久,而且有无数种方式。名和理是不变的,身必须以真为根据;如果没有办法改变,数量必须由新的声音决定。因此,它可以是一条无尽的道路和取之不尽的饮用之源...........................................................................................................................................

即基本规范,能够并因此维持古代文学的矩阵和体系;在这种前提下,允许并提倡“看今人以奇”,允许并提倡“改文不正”,允许并提倡“考虑新声”,所以古代文学可以一代一代地创造和变化,色彩各异,源远流长。正如黄侃《文心雕龙注》所解释的:“有能改文笔之人,有不能改之人,有能改字改句之人。可以补充的是,所谓“规则法”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制度,还包括内容上的规范:“名与理有规范”。到了上古后期,“规范”、“方”转化为“师古”

与“求新”的矛盾成为文学批评家的中心话题之一。但是,虽然表面上经常说“凡事都要前车之鉴”

其实和“师者心独,自者死”是不一样的。其实往往只是针对某一方面的倾向去强调。强调学习过去的人也在另一个场合讲创新,强调创新的人不能违法。区别仅限于“老师的意图”或“老师的话”,“善变”或“不灵活”。就连提倡“性灵”的袁枚也说“后”,为文而写古文,是把握规律,不是方圆的事。”[7]吸取过去的教训已经成为一个前提,因为这意味着规则,而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方圆。所以,“欲新则刚,必先学古”[8]。而章学诚道出了必须如此的原因:“所谓古之良民,并不是说古代会赢今天,而是今天不会。“但是,基本的社会制度,主流文化,甚至文人的地位和生活方式,都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今非昔比’。古代社会长期稳定的结构是文学发展中“恒常相关”理论的根源。所谓“变”,就是在既定规范范围内“求同存异”,以便

需要指出的是,“总变”论有其理论价值。它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演变的基本规律,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稳定增长期时,它的文学发展大概会以这样的方式运行。然而,这并不是文学发展的唯一规律或模式。当社会形态进入并处于时代大转型时期,就是在传统规则范围内“求其妥协”。

此时,文学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变化”,而是突破规范束缚的“大变化”,或者说是20世纪语言中的“文学革命”。

龚自珍是第一个萌发这种“大变革”思想的作家。

本文开篇就提出“羡古人之创意”,耻于“今人之所为”。“今人所为”者,古人也。但他并没有否定古人,反而表示“以古为羡”。但是,他改“赏古”了

或者“从过去吸取教训”

它的一般含义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古牧”不像“今日之事业”那样遵循古人的“法”、“意”、“辞”,而是推崇和发扬“能创造”的根本精神,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在这里,传承就是创新,创新才是古人真正的传承!这是一个关于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独特而深刻的概念。

和“创新”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超越了传统观念中师法与求新分为“规则”与“方圆”两个层次的观念,突破了我们只能在“师法”的前提下“妥协”的矛盾困境,明确以创造和变革为人生追求。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