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的《母亲的庭院》简介

我还清楚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她的眼睛很大,是一种很美的美。她长长的黑发像那个保守时代的每一个女文艺兵一样低调地卷了起来,短是为了避免被人说闲话。在我的记忆里,我妈喜欢用梳子慢慢的梳头发,有时候还会给我梳头。她一边梳头,一边说,“儿子,将来做个法官,做个像拉兹那样的法官,保护我的母亲”...这是《流浪者》里的台词,她一般都是在这里哭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一夜之间被打上了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的烙印。直到死在阴冷潮湿的瓦房里,死的时候腿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他和毛主席几乎是同一天去世的,“革命委员会”不准开追悼会,因为一个反革命不能和一个伟大领袖同时开追悼会。

我妈本来在团里整《玉堂春》《贵妃醉酒》,后来只能演台湾省来的女特务,演公社偷粮的地主。幸运的是,很多成分不好的女演员都被剃掉了,站在高高的板子上,坐在“喷气机”里(双手背在身后站在凳子上,被人从后面踢翻凳子,往前扔)...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我母亲的生活一直充满了巨大的焦虑。在我的记忆里,她和她爸爸一直吵个不停,哭个不停,最后离婚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不是留在文艺团体,就是被打倒,或者去藏区。后来,我有机会在一个街道办工厂。工作就是往电池里注入硫酸和盐酸,切割整根钢条。从小闻着水粉长大的她,受不了盐酸的呛人味道。她能像流水一样舞动水袖,却握不住粗大的钢筋。她上班还戴着丝巾,下班还用肥皂洗手,小心翼翼地涂着友谊牌雪花膏。大姐姐们说,这是资产阶级淑女的作风,需要改革。

我妈想了想,觉得自己真的应该改过自新。她开始穿上僧衣,混迹于一群强而有力、大声喧哗的女工中间,为了配合大家,不时谈笑风生。于是,一个好青衣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但是我妈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无论她笑得多么爽朗,她还是和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返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还有就是我小时候住的那种四合院,成都市弘强巷39号。我母亲的父亲是清末留日公派学生。后来因为中日邦交恶化回国。抗战时期,应关之邀,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在黄埔军校任平民教员。他的生活相当富裕,过得相当好。

我妈回忆:当时我们家有两棵桂花树,后花园有一棵黄三叶。从夏天到秋天,香得让人睡不着觉...我妈小时候很调皮,经常央求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抓麻雀。首先,她铺上米饭,用一根木棍盖在上面。麻雀来吃的时候,她果断的拉了拉细绳子。她也喜欢穿红色的舞鞋,像上海的老婆一样踮起脚尖跳舞...简而言之,成都弘强巷39号是我母亲美好生活的象征,是典型的具有成都风格的弄堂。春天来了,燕子在黄色的屋檐下飞来飞去,觅食筑巢,哺育儿女。深秋燕子走的时候,银杏树会把叶子撒一地。

我妈妈已经70多岁了,还伴有严重的老年性骨质增生,所以她重返舞台的梦想已经不可能了。她的另一个梦想,也就是儿子出人头地,看起来也很渺茫。我常常想,如果这辈子不能这样生活,我一定要让她实现她的第三个梦想:住进自己的四合院。

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命运影响着中国所有国家妇女的命运。命运一方面试图摧毁他们,另一方面又让他们坚韧如竹。一场事故毁了她美丽的嗓音。那天,她为了给一个赶时间的司机充电,忘记戴口罩,不小心吸入了大量挥发性盐酸,顿时哑口无言。半个月后她才能开口说话,但不像以前那么清脆了。那一年,团里只有我妈会唱两首完整的《玉堂春》。她的老师华说:这姑娘能把一口井水唱成小溪。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妈好不容易恢复了声音,抱着我哭了好久,过了好久才哑着嗓子对我说:儿子,我妈爱你...

后来改革开放,旧秩序被无情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各种新货出现在街头,生活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让儿子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吃到有果酱的早餐面包,穿着白球鞋参加学校运动会,妈妈辞掉了月薪20多元的街边工厂,办起了私立幼儿园。这样的新工作让我家一个月收入近500元,后来因为“全职看护”激增到2000元。我家很有钱。我妈赚到第一笔2000块钱的时候,带我去睡面河边的成都饭店吃了一顿不错的西餐。她还在隔壁的裁缝店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问我是不是太小了。

那段时间很难熬,我妈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怕某个孩子感冒发烧。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妈都是严重失眠。无数个夜晚,我看见她蜷缩在孩子附近的小床上,疲惫地睡着了。她曾经在舞台上翻大小云手里漂亮的手指,因为洗孩子的衣服,关节肿大,皮肤粗糙。我发誓要让我妈过上好日子,让她住上好房子,让她秋天闻桂花香,夏天闻桂花香,看屋檐下燕子飞,带着孩子去后院捉麻雀...但我不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这样的目标太奢侈了。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写,尽我最大的努力让我和我妈接近这样一个目标。

后来我领着我妈用一小笔钱从四楼换到了一楼。大楼前有一小块空地。她种了桂花树、梨树和玉兰花...一个冬天过去了,花儿依次开放,妈妈的眼睛也变年轻了。后来我借钱买了一套离市区很远但很便宜的复式,在楼顶种了很多花草。花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太粗心了。我妈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和骨刺经常折磨她。每次爬楼梯都要花很长时间。但我妈说:没事,我要多运动,住高处,空气新鲜。但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告诉我,她只是在安慰儿子。

为这样的事给我惩罚吧。有一天,我妈在洗澡,默默地摔倒了。医生说蛛网膜破裂导致脑出血只有30%的存活几率。那天晚上我在省立医院门前徘徊,决定给我妈买一套反正不用爬楼梯的房子。奇迹般地,我的母亲真的复活了。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她梦见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香味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可以漂浮起来...2000年跳槽到报社,24万的转让费让我付了一套电梯公寓的首付。从此我妈不用纠结骨刺了,可以轻松的上楼下楼去菜市场买菜了。可惜我没有足够的钱给她买一楼,有近200平米的花园。

那一年,我致力于为自己打造一个中产梦,对新房进行了所谓的“新殖民混搭风格”装修。我能隐约感觉到妈妈很失落。她再也不能在家做豆腐脑,也不能在全封闭式落地窗的阳台上种花种草。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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