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是郑振铎的全文。

最后一课

郑振铎

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睡梦中的电话铃声吵醒了。

"你听到枪和风琴的声音了吗?"在电话里。

“没听到。怎么回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了租界,投降了英国兵。黄浦江上一艘英国炮舰被击沉,一艘美国炮舰投降。”

几个电话接连打来,有些是报社的朋友打来的。事实逐渐变得清晰。

英国军舰被击沉,官兵涉水上岸,却被岸上的机枪扫射,相继葬身水中。日本兵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从虹口和郊区进入租界。

被认为是孤岛的最后一小片土地终于落入敌人手中。

我匆匆赶到康脑坨路的暨南大学。

校长和很多重要负责人都到了。马上开了一个会,简短而悲壮,马上解决了:“看到有日本兵或日本国旗经过校门,立即停课,关闭大学。”

阳光明媚,街上依旧熙熙攘攘,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仍然敲响上课铃。我教书的地方是在楼下临街的一间教室里。站在讲台上,我可以看到街道。

很少有学生缺席。

“你们都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我说。"学生们都点了点头。"我们已经决定,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者日本国旗经过学校大门,就立刻停课,立刻关闭学校。"

学生们的脸上都露出坚定的神色,笔直地坐着。但一个字也没有。

“但我会像往常一样继续这条路线,一分钟都不会停下来,直到我看到日本士兵或日本国旗。”

我没有浪费一秒钟,像往常一样开始说话。学生们像往常一样默默地记着笔记。

这一课似乎特别亲切清晰,声音里感觉有些异样,好像下定了决心,终于平静了;像烈士的最后晚餐,像刺刀上冲锋陷阵前的战士,“满怀等待”平静安详,没有一丝紧张。该来的一定会来。一切准备就绪。

大家都知道这个“最后一课”的意思。我越愿意谈,越好;越多的学生愿意做笔记越好

继续,继续,继续。我恨不得把这节课该教的东西都讲完,学生们都在沙沙地做笔记。心脏没用。钢笔不停地摆动。

其他十几个教室也是这种情况。

对想要“说再见”和“离开”的东西,感觉特别依恋。黑板特别亮,粉笔特别白,特别软,小课桌感觉很可爱;同学们靠在椅子扶手上抚摸,也觉得很离不开。那个早晚带* * *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用过钢笔、铅笔或者卷笔刀,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涂写了很多单词或者句子。怎么可能舍得离开一次?

街道依旧光滑闪亮,摊贩不时经过,阳光灿烂。

我的手表在我的口袋里滴答作响,声音似乎听得见。?

没有悲伤,没有忧愁,只有坚定的决心,从容等待最后的时刻。

远处可以听到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日本兵的军车,从学校门口经过,由东向西,缓缓驶过,以旭日旗为当头,迎风飘着一个红色的圆圈。

时间是早上10: 30。

我一看到这些车经过,马上站直了,做了个立正的姿势,把书合上,语气坚定地宣布:“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声不吭地齐声站起来,一个女孩似乎在低声抽泣。

没有学生有什么要问的,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每个人都决定了做什么和去哪里。

赤热的心,像钢铁一样坚实,像仪仗队迈着正步一样始终如一。那天从校长到劳服,从来没有一致的认定。

就这样,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暂时结束了她在上海的生活,安静地忙着转学的工作。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杜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的“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只有上海租界还在英美的势力范围之内,就像一个“孤岛”。65438年2月8日,“岛”号也沉没了。

一大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都结冰了。老校长泪流满面,正在主持一个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用颤抖的声音宣布:“上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有日本兵或日本国旗经过校门,就立刻停课。”

在寂静的人群中,有一个眉头紧锁、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他就是郑振铎,暨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东北三省刚沦陷时,他写了历史小说《救火队员的被捕》和《桂公堂》,愤怒声讨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总是猛烈抨击,大喊“汉奸,汉奸出问题了!”“1936 5438+00年6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团结的言论自由和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在上海仍坚持救国活动。

当时日本活动猖獗,很多人因为反日活动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成了汉奸。郑先生令人肃然起敬,大无畏。1938年3月,加入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当选理事。他还到号称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兼职,为党和新四军培养了许多干部。

有一天,来了一个刚成为汉奸的老朋友。那人掏出一张支票,上面有一笔巨款,说道:“郑先生,最近你的日子很不好过。清水先生已经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佩服你的文章和学识,一方面想让你负责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礼物!"

郑先生一听“清水”,就知道他是负责文化侵略的日本间谍。一怒之下,他掏出一张支票,朝老朋友脸上扔去,嘴里骂着:“瞎狗!”那个人不得不夹着尾巴逃跑。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占恩、大美晚报记者张思旭遇刺身亡,于是有人警告:“小心!”郑先生差点被暗杀。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学生们的通知,但之后他继续为祖国的命运而努力...

郑先生从回忆中醒来,快到上课时间了。他拿起讲义夹,匆匆走进教室。教室里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很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述!郑先生眼里有泪:“我想?众所周知,今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后一课。永远记住我们来自中国!”讲座开始了,每一分钟都显得格外安静。平时调皮的同学,今天也是屏住呼吸,满眼泪水。不幸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不远处,传来沉重的车轮轧轧声,几辆卡车已经开进了校门。在阴沉沉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向10: 30。

“现在下课!”郑先生挺直身子,立正站好。所有的学生唰的一声站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声抽泣。爱国的火焰在师生的胸中燃烧,他们一个个握紧了拳头。

这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南大学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也禁止任何大学聘请他。而郑先生在《最后一课》中的崇高爱国主义和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千万万的后来者!

也体现了爱国情怀。都德写的《最后一课》和郑振铎写的《最后一课》在内容上有什么区别?

都德的《最后一课》以热爱祖国的语言表现爱国,郑振铎的《最后一课》以随时准备抵抗敌人侵略表现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