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湖南人的族谱中的“庐陵”是什么?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都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密似乎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很多人不太了解江西的历史和现状。禅宗曾称湖南、江西为“江湖”。江西和湖南,这两个在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有着暧昧而微妙的关系,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历史上的几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相对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两省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使江西成为青铜器的重要产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从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从未停止。
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轴,不仅仅是在明代。
宋代时期,祖籍从山东迁至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裔曾惠斯,传孙曾(武城曾氏42派),外出谋生流浪至湖南茶陵府,举家从木皮(江西吉安永丰)迁至湖南茶陵西阳乡(濉溪)。像曾这样因生计问题而独立迁徙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南宋时期,因为战争,大量北方人南迁,原本土地就非常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于是移民达到高潮。历史学家曹对湘北岳阳、平江、南县等地238个宗族的源流做了统计,发现南宋时有31个宗族,比洪武年间多了26个。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时期迁居的江西人数量远多于洪武时期。但长沙、常德、益阳、浏阳、醴陵等地在洪武时期迁入的人数最多。洪武时期从江西迁入的宗族有146个,而南宋只有9个。南宋至明初,江西移民成为湖南最重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的是,根据罗氏族谱,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两省之间的第二次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原因与战后湘赣两省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并不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而是江西真的待不下去了。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谭栖祥的说法,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几乎纯粹是经济上的”。是人口与土地矛盾激化导致的江西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的再生产呈现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只呈现等差数列增长,所以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然超过生产的等差数列增长。换句话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似乎有点过时,今天的技术进步也进入了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农耕社会,这种论调几乎可以成为一条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多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甚至推翻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人越多,那里聚集的人就越多。最终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江西常住人口4600多万,湖南6800万,远远超过江西原来的移民地,人口平衡出现逆转。今天的江西人口比元末明初的2000多万翻了一番。为什么江西当时只能容纳这么少的人口?实际上,决定人口极限值的是粮食产量。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停滞不前,农作物品种增加缓慢。但最终能帮助人口突破关口的红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还没有进入普及,2000万人,已经超过了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养活人口的极限。
没有足够的粮食,谈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有意义。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但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大布政司中排名第二,户籍丰富。当时湖南是江西一片地广人稀的荒地。
明朝的移民和以前的朝代不同。他们是非战争时期政府领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元末农民起义等,都是在北方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被迫南迁的。始于政府主动调控的洪武移民,是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的战略规划。然而,迁徙带来的离乡之痛,却成为几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美好期望。
曾家祠堂后面的巷子特别窄,稍微胖一点就动不了了。
[太空移民]
江西和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和湖南在地理上都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对称”。
两省北部有大湖,湖南的洞庭湖和江西的鄱阳湖,覆盖了中国前两大淡水湖。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一个三面环山、向北开放的凹形盆地,而江西则是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间山峦起伏,是一个向鄱阳湖倾斜、整体向北开放的巨大盆地。这两个省不仅纬度相同,而且地貌惊人地相似。不同的是,江西北部靠近长江和鄱阳湖的地方有庐山,有山峰凸出,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没有这么高的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均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流域是人类的命脉。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祥子、李源和汨罗江四条河流。在江西,鄱阳湖水系包含赣江、抚河、信江、饶河、秀水河五条河流,两省的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和湘江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流域。两省的地理格局有多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江西有著名的吉太盆地和赣州盆地。赣江流域江西移民的主要迁移方向仍是河谷和盆地,但这次河流已被湘江及其支流所取代。湘江流经的流域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浏阳盆地为支流。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五大湖平原,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度。历史上从鄱阳湖平原到湖南的移民迁移到洞庭湖平原,也是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良好的适应性。同纬度,气候差不多,种的庄稼也基本一样。没必要刻意去适应新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人生重演”。
两个空间之间,横跨湘赣边界的幕府山和罗晓山,中间隔着幕府山、李安运山、九岭山、武功山、万阳山,但山谷中有四条天然隧道,分别是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园洲(宜春)。或留在湘东,或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在地理上,这些移入和移出的地方之间也有一种“对称”。
虽然有这么多对称,但是江西和湖南还是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最明显的就是气候。虽然同处一个纬度,但是因为地貌的细节差异,气候也不一样。江西北部有湖北大别山,可以挡住寒潮。江西南部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空气更容易进入。而湖南省则相反,北方没有山,可以直接被寒流侵袭。南方的南岭山脉山峰高耸,暖湿空气难以进入。所以江西省的气候比湖南省温和,湘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但是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了,湖南的灾情更加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盆地到另一个盆地,可能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文天祥的雕像静静地矗立在白鹭洲书院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豪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静贤殿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样本移民】
吉安是湖南人迁入的重要地点。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是庐陵人。庐陵在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于张羽郡。
湘东乃至湘中有大量的家谱记载这个宗族是从江西庐陵迁过来的。即使排除少量伪造,吉安也足以成为移民外迁的确定之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起义后定居之地。这里有几个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罗两家的祠堂,还有两家祠堂的“翠荷堂”。曾、罗两个姓氏在这里繁衍生息,结下了世代友好的情谊。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有两座纪念碑,记录着人们在科举考试中的骄傲。曾氏和骆氏家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小岗楼是民间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屋的曾氏后人曾介绍,他们从山东迁来后,最早落脚的地方是永丰,后来到这里,迁居湖南的支系也不在少数。曾国藩从永丰搬出的那张。这一点在曾的《大捷五修家谱》中也得到了印证。
作为名门,曾氏族谱的可靠性高于其他常见姓氏,吉安可确定为部分湖南人迁入的重要地点。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迁徙过程中,正是由于宗族凝聚力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分散,所以宗族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和延续,这一点对于曾氏家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的故乡是张羽·唐唐。张羽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罗姓基本来自南昌。吉安地区罗氏的起源,只追溯到唐代吉安刺史罗岭,明确其祖先来自浙江钱塘。罗叔的后代严格遵循祖训后,也脱离了罗叔。但宋代举人罗州的女婿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了《成斋集》,并断言:“罗氏,皆属。在于晋朝,国君章(注:罗汉子国君章)为文明所降;且第五季有江东公(罗隐《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后也。”很明显,庐陵(吉安)罗氏是张羽罗氏的一个分支机构。
今天的吉安,湖南人的故乡,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事实上,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只隔着罗晓山脉,流向不同的河流,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的流域。根据山川原则,罗晓山脉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在吉安,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城市的新鲜感。这里的绿化真的太美了,让人有“痊愈”的感觉。茂密的森林几乎包围了这座城市。在参观中,我们发现了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兴盛,禅宗的传播。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风景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我们的家乡如此美丽,我们印象深刻。
北下古村人少,蕨类植物茂盛。
古樟树是北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里德高望重。古树作为古村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具有遮荫、祈福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见《江湖》】江西更纯,湖南更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和湖南的气质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古”。
这种“古意”以古村落、古城、古树、古楼、古墓等多种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有一种“置身古代”的奇妙体验。
这一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福田镇北下古村作为我们的探访地。青原区因青原山而得名,又因著名禅师青原、南方青原部鼻祖青原兴四而得名,故吉安也是禅宗祖庭。
走进北下古村落,富水河边有一排排古樟树。这些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树龄大多在800~900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一片风水林,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环境的理想追求。种植风水林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一个理想的居住或休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满足“藏风”、“得水”、“受用生”的要求。除了好的造型和气场,还需要优美的风景和宜人的环境,而植树就是改善环境的绝佳方式。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文字告诉我们历史,但我们可以通过它们了解过去一千年的区域气象变化。
湖南也有很多古村落,但和江西相比,不仅数量少了,格局也变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江西的古村落几乎完美地保存了明清时期的格局。我们去过的恶毒古村,祠堂36座,现存25座,古井18口,牌坊4座。古建筑数量极大。村口是著名的敦仁堂,是胡氏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宗祠。祠堂入口处是“朝天门”牌坊。
牌坊顶上站着一个小人,为“魁星”而战,也是基于一种对科举的崇拜。
受历史上浓厚的理学氛围影响,江西人非常重视荣誉,这在古村落中也有充分体现。几乎每家每户的门上都有一个牌匾,很像我们现在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人签名,而且说明每家每户对理想的追求都不一样。北下古村的碑文很有意思。胡氏宗祠兴居堂碑文为“朱国宗”。我想说的是,胡的井陉巩义精英辈出,已经成为国家的栋梁。“invivo Hui”的意思是庆祝一个人的生日,以及吉祥语言中五彩缤纷、全新、美丽的花园、温暖的春天和优雅的房间、常青树、旭日东升、光明的未来和吉祥的彩凤,以及幻想仙境风格的紫色。充满理想主义的道德追求,有“过去的光荣,未来的光荣”,“文明中的繁荣”,“美德中的创新”,“光荣中的光荣”。还有一大家子,有个牌匾写着“率真”,可见是个有气质的人。还有人把“黎明”写在一块黑板的牌匾上,大概意思和“旭日东升”一样。最有意思的大概是一栋写着“敦伦”的居民楼。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变成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就是催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余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北下古村就是这样。村里古建筑很多,巷子都是封闭的,只留四个门进出。无数内敛的院落建筑形成了“整体内敛”的建筑群,这正是我们民族性格的建筑体现。
村里的水系统仍然保留和使用古老的形式。这个系统集积累、沉淀、净化、排放四大功能于一体。叫做“五水朝东”。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不同的功能。几个水池通过明渠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系统。古村落规划的完善程度令人惊叹。
村里至今还有古墓,就在房屋之间两棵巨大相连的古樟树下。墓葬简单精致,与自然、房屋融为一体,一点也不突兀。古代江西名人众多,江西人对风水的重视也随着移民潮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在建筑和文化上受到江西的影响,也融入了更多的外界因素,所以更加多元化。
福田镇也是一个人文繁盛的地方。南宋名臣文天祥的家乡在山野,离北下古村落不远。
我们特地开车来表达我们的敬意。这里的山川非常美丽。墓前有小溪和石桥。石兽、石头、马和石头、翁仲,都藏在草丛里。历代名臣都葬在家乡的山川河流中。时过境迁,唯有英雄主义永存。读书、做官、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传统知识分子在这里经历了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移民圣地。站在废墟前,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景象。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槐树
北方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有一幅《玉è墓志》,清晰地记录了宋末太原王家北迁的过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多来自江西。那些记录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条条道路、山山水水的蓝色小道,一段段艰辛的旅程。但是,家谱不可能是真正的“信任史”。太多的主观或客观因素让它不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的确定性,其他细节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硝烟中,或者成为记忆的符号,流传于世。
象征移民的起点
江西地图上没有瓦屑坝村的地名。当地人带我们去了一个叫“瓦屑坝村”的地方。现在属于莲湖乡,村里到处都有瓦屑坝的痕迹。这所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祖先遗址纪念碑”孤零零地矗立在湖边,中间有一座后人修建的牌坊,上书“瓦屑坝移民圣地”。
瓦坝这个名字的由来很直观。这是历史上重要的窑址,碎瓦堆积于此,故名瓦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点远不止瓦坝。吉安、宜春(袁州)都是移民的重要起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省中部,这里曾经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庞大的移民数量造成了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象征性记忆效应,以至于说到江西移民,很多人会说自己是江西瓦屑坝人。
瓦坝不在鄱阳县,在湖边。
第一条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又直又漂亮。到了瓦斜坝,村里正在修路,到处都是泥水和坑洞,我们很吃力。路边的村民好心地给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当我们到达瓦谢巴废墟的时候,我们的车已经变成了泥卡车。遗址在湖边的一块空地上,之所以叫瓦坝,是因为前面曾经有一条河坝,分支交错,我们的祖先曾经在这里登船前往不知名的远方。
岸边的草丛中有一座“黄婷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正是胡在村里的祖先。如今村里以胡姓为主,有祠堂。经常有来自外地的胡姓前访祖。一位姓胡的村民告诉我们,他们大部分来自湖北、安徽,也有一部分来自湖南,但较少。
瓦屑坝移民由水路流向湖北、安徽。
乡关在哪里?也许一代人记得很清楚,但后世的记忆会逐渐模糊,尤其是几次迁徙之后,原来的故乡早已成为象征性的记忆。就像山西传说中的槐树,人们纷纷效仿的现象并不少见。
山西国槐移民的虚构性已被证实。
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历史学家赵世瑜从墓碑和族谱中找到了几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与移民本身完全无关”,而且“传说文本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充实、补充、粘合的过程”,也就是说,“大槐树”遍布华北。
有“南方版槐花”之称的瓦坝呢?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历史学家、鄱阳县人曹对此有过详细的考证。他通过大量家谱与陆的比较,确认赣北的情况表明,大量家谱构建的地名记录可以对应陆。这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初移民史基本可靠。至少在统计意义上,家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根据曹的研究,瓦屑坝移民主要流向鄂、皖地区,流向湖南的不多。迁徙方式主要是官方组织,走鄱阳湖长江水路,然后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所有迁出江西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的移民规模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宏大。当人们找不到自己到底来自哪里的时候,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长河中不断强化,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认同”,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方。而且从具体到抽象,完整的真实早已消失,故乡也渐渐模糊。
在去瓦谢巴移民祖先纪念地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开车路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了六年支部书记。说起湖南移民,他摇摇头说真的不算多。大部分人去了湖北安徽。当时江西人太多,粮食不够,很容易造反。每家五抽三,三抽二,必须去。据说当时家里兄弟五人,家族势力也大,很难管理。当时的目的是稳定政治,促进经济。
对于移民来说,他的解释不是很“学术”,更多的是简单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常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