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三部口述历史

在张学良的铁柜子里,锁着一枚不知名的银元。即使知道它存在的人也不明白,张学良为什么要独自珍藏一枚普通的银元。

但张学良自己也知道,这枚银元的意义有多重大。

1929 65438+10月11、张学良作为少帅,以其出人意料的无情手腕,绝对消灭了其父张的两个得力干将和常荫槐。

在实际动手之前,张学良多方犹豫,最后用这一枚银元决定了杨雨婷的生死。

扔了六次,奇怪的结果是少年轰隆隆出冷汗。他从来不迷信,不禁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真的很邪恶。

皇姑屯站附近的三洞桥发生爆炸,杀死了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奉系大军阀张。

皇姑屯事件后,丰溪进入了后张时代。

张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是因为他没有料到自己的死期会来得如此意外,在54岁时草草收手。

他死后,冯系中最有资格继承张地位的有三人,即张、、张学良。

这三个人各有渊源。张代表了枫溪系的元老派。从名字上可以看出,他与张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农田的结拜兄弟,手握军权,享有很高的威望,资历最深。

相对而言,位居第二,他代表的是奉系的一个新“洋派”,即日本士官学校,是张的高级顾问,深得张赏识。

最后是张学良,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威望不高,但他是张的长子,身份最有道理,掌握着军中最精锐的第三、第四方面军。

张在世时,有意培养长子,但张学良毕竟年轻,没有指定儿子为接班人。

这就导致了张之死,奉系政权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三人都有可能成为奉系的新领袖。

但最终上位的人选还得由内外因素决定。

首先,张被日军杀害,日本侵吞东北的阴谋暴露无遗。新继承人不能是亲日派。

从大局来看,冯系将来还要和国民党打交道,所以新的接班人不能是顽固的守旧派。

所以最有竞争力的老将张首先出局。

杨雨婷主张打倒蒋介石,不适合与国民党谈判,所以主张在东北改旗易帜的张学良成为担任新领导人的最佳人选。

从内部看,最终代表守旧派的张向佐也转而支持张学良。当一个伯侄关系人联合起来时,杨雨婷学派就被孤立了。

张学良最终成功继承了冯至政权。

按理说,上位无望的杨雨婷应该审时度势,积极扮演“诸葛亮”的角色,辅佐留守的“孤儿”张学良。不管怎么说,张做到了。

但显然,他的存在和一些做法让张学良感到了威胁。

如前所述,张学良主张在东北改旗易帜,走中央路线,与国民政府合作,而杨雨婷主张走地方路线,与桂系代表李宗仁合作推翻蒋介石。

这两个人在立场上有分歧。

当张还活着的时候,就雄心勃勃。他曾向军事部门索赔370万元,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张得知后把他辞退了。

但张终于珍惜人才。毕竟,杨雨婷更有用,然后杨雨婷重新启用。

现在这件事已经被大佬们压制的没了,要说杨雨婷不蠢蠢欲动,动点别的心思,那是不太可能的。

同样是炫耀型气质的杨雨婷,因为与张的拼命关系,把自己看得比张学良还高。

张学良登顶后,最紧要的是迅速树立自己在军中的威信,但杨雨婷依仗自己的资历,总喜欢在年轻少帅面前论资排辈,说教丢面子,张学良经常受辱。

他的傲慢和轻浮让张学良很生气。

两人的关系渐渐僵到冰点。

对张学良威胁最大的其实不是杨雨婷本人,而是他的“小弟弟”常荫槐。

常荫槐生前也是张手下的得力干将。他也是东北交通专员和黑龙江省省长。

但他也是杨雨婷学派的人物。张在世的时候,这个“老大哥”向大军阀俯首称臣,常荫槐自然没别的话说,可是现在大军阀死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少帅。

之前并不活跃的心智,可能已经悄然点燃。

杨雨婷反对投降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常荫槐也跟着反对。而且,常荫槐执掌东北铁路局,利用自己强大的财力,为杨雨婷偷偷摸摸地窃取地盘,给了张学良一个财务上的绊脚石。

张学良想从常荫槐的口袋里拿出一些银元作为军费,常荫槐不敢给。

其实两人的种种不服从和傲慢,都不足以让张学良杀了他们。

因为两人都身居高位,除了缺点,还是值得重用的。杨雨婷是元老级人物,对于根基不稳的张学良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可惜,导火索再长,总有一天会燃烧到最后。

促使张学良真正杀心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1929、11日下午,杨雨婷和常荫槐一起来到帅府,与张学良商量,建议他成立东北铁路监理处,交给常荫槐。

当时负责中东路的是卢荣桓。

杨雨婷的言外之意是,张学良下令罢免吕荣桓,让常荫槐接任。

张学良大怒,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常荫槐的能力就太大了。他也是交通委员会的主席,黑龙江的主席,现在要管中东路。

东北三省没人吗?你怎么能要求他一个人把东北三省的活都干完?

势力势不可挡,接下来会不会发生叛乱?

张学良不同意,杨雨婷很不高兴。他必须让张学良下令把卢荣桓换成常荫槐。

杨雨婷此行是有备而来,他当场直接拿出了事先起草好的文件,除了张学良的签字。

完全是迫害。

这下彻底激怒了张学良,他杀心了。

但是,张学良年轻气盛,绝不是傻子的儿子。他不仅不是一个废物点心,而且有深刻的思想和强大的战术力量。

于是张学良保持冷静,心平气和地说:此事涉及外交问题,要慎重考虑,从长计议。

张学良告诉两人晚饭后再商量,两人神色如常,送走了杨雨婷和常荫槐。

前脚一送,后脚立即着手安排两人的绞杀方案。

但张学良并没有下定决心。

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与杨雨婷的妻子关系很好。张学良对杨雨婷有心脏病,因为他认为他应该这样做,但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周围也没有人讨论这件事。可以说是百般纠结。

“我不迷信,但我真的很迷信这件事。”晚年的张学良回忆起当年的纠结,不禁感叹。

最终,从不迷信的张学良决定赌一把天意,于是他拿出一枚银元,准备用它来决定杨雨婷的生死。

第一次,银元被高高弹起,落在掌心,这是正面。

第二遍,还是面朝上。

第三次,还是阳性。

这一次,张学良非常吃惊,因为在失去银元之前,他脑子里想的是,如果是正数,就意味着上帝认为他要做的是对的,他必须杀死杨雨婷。

结果三次都是阳性。这注定要对杨雨婷采取行动吗?

面对三次的结果,张学良动摇了。他觉得钱不对,准备再扔一个。

于是张学良把钱翻出来,对自己说,如果上帝认为不杀杨雨婷是错的,那就恰恰相反。

也就是说,如果前面,杨雨婷逃脱了,如果后面,它就会被杀死。

第一次玩,就反了。

打第二遍,是另一面。

第三次弹出后,银元落入掌中,张学良突然不敢看了,就叫妻子自己去看结果。

于凤至看着丈夫手里的银元,突然哭了。

张学良对妻子的表现感到惊讶,问她:“你为什么哭?”

于凤至抽泣道,“我知道你要杀人。”

张学良听了,低下头。果然,恰恰相反。

这个结果太邪恶了,三次是正面的,三次是负面的,一次又一次如同杨雨婷的死门,仿佛上帝决心不让他活着。

已经动摇的张学良不禁沉默了。他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口气,然后把这枚银元锁进了他的铁柜深处。

晚上,杨雨婷和他的妻子如期到达。他们以为这次一定能逼张学良在文件上签字,结果看到了黑洞洞的枪口。

负责行刑的人举着枪,冷冷地对两人说:“奉长官之命,你们阻挠新政,破坏统一,立即处决你们两个。”

杨畅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随着虎堂里的几声枪响,杨雨婷和常荫槐都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都成了张学良的鬼魂。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参谋长荣臻来到了张学良的帅宅。张学良一见到荣臻,就千百次地拉着他的手,对他说:“老荣,你一碰我的心,还在跳。”

魁荣看着不对劲的少帅,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过了好一会儿,张学良说:“杨,你总是教我杀人。”

荣臻大惊失色。

多年后,有人在采访中问张学良:“你有没有想过先把杨雨婷拘留起来?”

年事已高的张学良摆摆手:“这件事你错了。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国。”

因为这件事与他的妻子于凤至有很大关系。

当时,张学良并没有真的想杀杨雨婷。起初,他只想杀了常荫槐,先把杨雨婷关起来。

然而,于凤至对他说,“把他锁起来。你以后要做什么?”

如果东北的重量级大佬来杨雨婷,到时候你该保护他,还是怎样?

这句话让张学良如梦方醒,也成为结束杨雨婷生命的最后提醒。

多年后,目睹当年情景的老人带着一堆后人故地重游,来到张学良曾经的办公室,指着门口说:“事发当晚,张学良躺在秘书室的木床上。”

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到了之后,没有吃饭打牌等热身活动,进门就中枪。行动非常果断和无情。

当后来的人到达时,他们在房子里看到了杨雨婷的尸体,所以他们用地毯包起来,送到杨公神庙,让他们的家人领回尸体。

第二天,张学良迅速公布了《杨长付法的判决》等文件,公布了两人秘密组建党羽、密谋内乱、贪污渎职等罪行。

张学良亲自给杨雨婷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表示安慰。杨家和常家各出了一万元丧葬费,尤其是杨家一家。张学良担心杨家会对这个钱起其他人的心思,特意派了几个人去警告,不许动杨家财物。

杀死杨雨婷的银元被张学良锁在一个铁柜子里作为纪念。

这件事成了张学良心中永久的阴霾。回想起扔银元的六怪结果,心还是凉的。

物欲横流的世界自然不会有灵异。六次的结果可能是极大的巧合,也可能是张学良心中的天平更倾向。

杀杨昌是张学良在东北完成改旗易帜后,在内政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但也是没有任何程序的。他下午出发,晚上出发。

所以也给张学良留下了一些非议。有人认为虽然自己有过错,但确实触犯了政治家的大忌,只是没有被张学良如此轻率无情地杀死。

这件事对东北的政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张学良强加于人的目的实现了,一些老参谋也对张学良在温德尔·迪金森的做法寒心。在政治方面,他失去了两个决定性的人才。内政方面,常荫槐也下了很大功夫。没有他,东北运输的管理受到影响。在对日谈判方面,没有杨雨婷,紧急情况下很难缓冲局势,东北三省的局势很快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学良感到内疚和后悔。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反思了杨雨婷的死。

当杨雨婷犯了错误时,他的父亲选择用更委婉和宽容的方式来处理。如果他也能这样,也许后续的历史就能被改写。

但是,那时候的他,年轻冲动,终究是后悔了。

张学良的行为不能简单用对错来评价。从他的政治人物身份来看,也有好坏的分析。只能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也不例外。政治家尤其应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功过相抵与否,一直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