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被称为汉族而不是夏、商、周、秦?

中国汉族的起源,为什么我们称汉族而不称夏、商、周、秦?

声明1:

“汉人”的称谓起源于汉代,意为汉朝的人。直到北魏后期才演变成中国人的代名词。后来“汉人”的范围越来越大。经过历代各民族的杂居和融合,许多民族都加入了汉族的行列。直到民国时期,“汉人”才正式改称“汉人”。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3.3%。

声明2:

汉族过去被称为“华夏”民族。战国时,秦国设汉中郡(距今2400多年),故名汉中,统一秦国后成为天下三十六郡之一。

楚汉战争时,刘邦被封为汉中王,他率领的军队被称为“汉军”,驻扎在汉中。后来刘邦率领汉军“筑栈道,暗渡陈仓”,先占关中后统一天下,以“汉”为国号。

强大的汉帝国对匈奴入侵进行了长期、大规模、惨烈的战争。强大的汉军大规模追击匈奴,深入大漠腹地数千里,甚至翻越青脊,使非常强大的匈奴多次遭受重创,最后化为乌有,少数残余逃往欧洲远方,造成“大漠南无朝廷”。当时各国震动,议论汉语色变。由于汉军在西域和中亚的空前强大,100多年不败的神话让汉军和汉人传得远播。“公然对汉人犯罪的人,必将受到远远的惩罚!”。强大的汉帝国用铁血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让自己的人民自豪地说“我是汉人!”!!" .

从此以后,无论中原华夏子孙如何改朝换代,人们都称自己的族人为汉人,这就是汉族的起源。

汉代以前,中国虽有夏、商、周三朝,但从来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正如张广智所说:“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既是历代继承的关系,也是同时期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华北的情况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朝代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力量的消长。”到了战国时期,分散在中国大地上的数百个诸侯、部落逐渐整合起来,形成了战国七雄,但他们之间“田不同、车不同、法不同、衣不同、语不同、字不同”。就文化而言,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者非常重视文化和历史,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整个社会。强调普通生活,而不是从国家富强的狭义出发。因此,他的思想常常寻求对整个社会的彻底改善。”“对三晋人来说,他们的目光和精神往往局限于一个国家,只立足于使自己的国家富强。总的来说,他的思想只是为了方便,目前倾向于功利。所以他们的论点倾向于权力和薄文化,强调现实,忽视历史。”

三晋是赵、魏、汉,著名的法家大多出自此。正是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充分发挥了三晋文化。秦人利欲熏心,严刑峻法,不求虚荣,一心务农,极富开拓精神,造就了高效的行政机器和骁勇善战的军队。齐东来却是一副不同的神色。政治上,齐国从来没有实行过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用管仲之术,以商促流通,以消费促生产。思想上,国家建立稷下学宫,允许百家争鸣。南方也有一个楚国,曾经骄傲地宣称“我是蛮夷”。楚国政治上与夷夏相混淆,文化上浪漫、瑰丽、热情,信鬼神庙,重视神巫,充满激情和想象,与中原大相径庭。

这些国家有实力、有魄力主宰世界。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向来国力强盛,素有“东秦”之称。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克了燕国,占领了燕都三年。后来又出兵灭宋,南伐楚淮北,西侵三晋,欲与石舟合并称帝。此时的齐国已经走上了武力统一天下的道路,距离秦始皇统一大海还不到70年。只是一个不小心的举动,就被燕国名将乐毅和其他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把他的家人关在门外。楚国是一个有一百万人口的大国。直到灭亡,楚国仍然出产最多的铜和铁。楚人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恨之入骨。直到最后,楚国衰落,秦国用尽全国之力取之。

公元前221年,秦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轨”,似乎有建立百年帝国的气氛。而对于山东原有的六国来说,虽然能够收回土地和人民,却未能赢得民心,最后不得不用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遗民满怀仇恨,各怀兴国之梦。当陈胜和光武第一次反秦时,齐鲁的儒生们立即拿走了孔子的礼器,回到陈胜那里当大臣。孔子的后代孔贾也在陈胜当了医生,最终随他而死。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的楚旗下的军队,终于攻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秦必亡”的预言。

中华民族各个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和鲜明文化特色、积怨很深的地域群体,能否在同一个政权下和平相处,甚至彼此认同,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以上问题都在汉代得到了回答。这些回答非常成功,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确立了“霸王杂兵”的统治模式。中国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并用,既避免了秦严刑峻法带来的残暴,又避免了纯儒家可能带来的迂腐和软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治久安。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文景之治后,“自武帝始七十年,国亡,除非水旱,民给其家足,皆足,而国库有余。”首都的钱多得教不过来。太仓的小米,沉香阴溢露,腐败不堪,不能食用。大街小巷有马,楼与楼之间有群。坐公交的就不集合了。“这可能只是对盛世的描述。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估算,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自汉代以来的两千年间,中国的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人口人均口粮数和全国人均粮食量仍徘徊在汉代达到的水平。

汉代实现了地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都城长安继承了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可取之处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出自楚地,擅长楚音、楚舞、楚衣、楚辞,老英雄多为楚人。楚文化北上,对汉代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包容的气度,崇武崇迟的习俗,夸张的汉赋,政治上一度流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礼,陆贾献“新语”。后来汉武帝尊儒,山东的齐鲁之学就传遍了全国。汉代虽然还存在地域习俗的差异,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血缘基因的差异已经逐渐超越,形成了中华民族的* * *同心感和文化认同感。

到了汉朝,被中华文化浸润,生活在广袤土地上的人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延续至今。从此,这个民族自称为“汉”。

在汉代,中华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的轴心时代。他就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和自信。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需要的智慧。同时,他也刚刚走出血与火冲刷的古代,保持着原有的野性与活力。如今四海统一,民生恢复,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战,对内求巩固,对外求扩张。中国的面貌从此永远改变了,亚洲的格局是其中之一,余波一直冲击着遥远的西方世界。就像高祖在《洪湖之歌》里唱的:“洪湖高飞,一飞千里。羽毛已经有了,而且绝对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