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在文化史上,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所有的百家思想都源于这一时期,整个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氛围。这不仅在前后的文化发展中极为罕见,而且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原创性的高峰期。

所以很多人认为春秋时期的各种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后来的岁月里,很多流派并没有一下子消亡,而是以枝流的形式继续展现着春秋时代的文化记忆。却没有了那种宏大的视野、宏大的气势、蓬勃的生命力——文化明显趋于保守,在很多方面,仅仅停留在对春秋时期各种文化的考证、注释、传授之点上。不仅没有突破,有的甚至低于春秋时期打下的标杆。

不可否认,习惯上,我们对春秋时代及以后文化的比较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就这种文化现象而言,学界几乎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这种对文化现象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另一个命题:春秋以后,很多人在智力或文化创造力上已经远远下降了。

我相信很少有人愿意珍惜过去珍惜现在,接受这样一个推论。一般情况下,鉴于历史进步的本质,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后代的文化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进步的,即使在文化创造上不进步,反正也会退步——文化迫害的非正常时期除外。在这种情况下,春秋之后,我们中国人真正表现出了不断失败的思想创造力。那又怎么样?

通常的解释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多国并存,各国之间需要竞争,客观上形成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但秦统一六国后,后续的情况大多是中华帝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而这种专制国家恰恰不利于学术发展。

乍一看,这个观点似乎很有道理。历史上不是有学术活动与政治专制成反比的现象吗?

但问题是,这种解释重视的是我们现在应该存在的文化,没有经过仔细的分析和压迫,以至于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环境。

中国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悠久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它有文化支撑吗?当然不是。不会的,如果说文化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应该统一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与春秋时期倾向于以个体理性主义表现的相对自由活泼的文化不同,在大一统的漫长历史时期,必然存在着与这种历史形态相一致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文化,这种文化坚定地支撑着大一统的漫长历史。

这样理解的话,就意味着对春秋时期文化的评价必须重新进行。后人对春秋时期文化氛围的切割和挤压,不能局限于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的背后,必然有政治理念的支撑和发动,也就是说,一种不同于春秋时代的文化观念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更确切地说,归根结底,春秋时期的文化受到了另一种在客观效果上处于更强地位的文化的猛烈挤压和排斥。这种文化以大一统、中央集权为特征,不仅削去了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许多棱角,而且似乎更有生命力,延续时间更长,与历史结合更紧密,在社会组织中的效应更大,更有资格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但是,为什么现代学术界普遍忽略了历史上存在的这种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文化主流?这里不能不提到我们已经形成的关于文化的巨大偏见。

现在界定思想、文化等相关概念的内涵是不公平的。我们在考虑思想文化的价值时,根本不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尺度。我们只是根据我们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我们现代人的文化走向——也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品味,来评价和衡量历史上的文化思潮。

春秋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是个人逻辑理性主义和道德人文主义张扬的时期。最符合现在西方提倡的,逐渐被全世界接受的文化脾胃,被誉为普世价值。所以,只有在这一段时间里,文化才能被我们现代人所重视,被冠以思想文化的名称,或者称之为思想文化的本质。

而对于大一统时期的思想、理论和精神,基本上无人问津,或者说即使研究,也多是从这种文化扼杀春秋时期文化精神传承的不幸历史角度出发,都称之为糟粕。这样的文化自然排斥大一统时期,倾向于春秋时期文化的价值取向,这当然让人不由自主地忽略了大一统时期的文化,而推崇春秋时期的文化。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我们的好恶是无法抹去的。中国大一统社会中的大一统文化确实在历史上占据了大部分时期,而且今天还在延续。它被运用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大部分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可以说其势头已经远远盖过了春秋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化思想。即使是春秋以后,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时期,文化形态仍然是集中统一的,与当时统一的社会形势相适应。

这样,我们就有理由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源头: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还是当时的儒家思想?还是起源于夏商周,贯穿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文化?显然,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后者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核心。作为历史的精神,民族的灵魂,它一直被历史贯彻和诠释。在这种新的文化取向中,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不应被视为源头和主流,而应被视为一种历史偶然。这些临时诞生的分支获得了惊人的生命力,却不可抗拒地淹没在统一文化的洪流中。

甚至东周以后进入春秋战国。虽然此时中央政府名存实亡,但统一的文化和思想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由于政治制衡的现实,它不得不处于半休眠状态,或者仅仅作为一个政治目标而存在。此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为其他思潮提供了土壤。现实的个人理性主义暂时盖过了大一统的集体主义,关怀平民的人文主义盖过了精英集权。知识分子,在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只能向个人理性主义的角度转化,通过追随者的认同和相互之间的争论,确立自己的权威,显示自己学派的价值。这样就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独特的文化特征,如儒家重德,道家重性,法家重实效,墨家重辩,等等,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但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汉统一全国以后,随着大一统历史格局的恢复,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也表现在学术、政治、生活等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不需要依靠贵族和平民的认同和追随来获得认同;他们只需要在中央使用,在国家权力的影响下自然可以获得权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与官方阶层相联系,学者实际上已经官僚化。这一点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时期没有那么明显,但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讨论一下春秋时期的儒学,因为只有这个学派似乎在以后的朝代更加兴盛。其实儒家所表达的思想在春秋以前就有了。孔子说他什么也没做只是记录和总结了古人的思想,多少透露了儒家思想和大一统文化的关系。

儒家的思想元素最初来自春秋以前的大一统社会。仁义道德是处理表层社会关系的手段,大一统的文化精神是核心。在仁义不复存在的春秋战国之时,孔子自然首先意识到了这个乱世仁义的严重缺失,试图通过修复道德精神来弥合天下纷争的灾难,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道德仁义只是夏商周的表层文化,团结才是当时社会的文化基础和核心。所以,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道德理论已经达到了非常高和完备的水平,但是由于缺乏大一统社会结构的支撑,孔子也只能像丧家之犬一样受到惊吓。相反,在潜在的统一文化精神的推动下,社会统一的进程一直在积极地进行着。

感慨于现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注重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理解和人生智慧,在人的个人道德智慧的方向上走得很远。然而,无论儒家如何提炼自己的理论,道德智慧在源头上植根于大一统的文化土壤,与大一统的精神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这表明一旦有了合适的政治环境,儒家思想将很容易重新加入封建政权。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社会终于再现,大一统的局面要求大一统的文化精神全面复兴,这必然会对百家争鸣的思想进行重新洗牌。许多思想在随后的社会进程中因其异质性或与大一统的文化精神缺乏联系而被排斥或忽视。有很多派别。在春秋之后的朝代,他们不是实际上无法继续燃放烟花吗?

唯有儒学,因其与夏商周大一统文化的特殊血缘关系,适应了大一统文化的需要,迅速调整,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可以发现董仲舒在汉代的思想已经和孔孟有了很大的不同。究其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相对于历史长河中的大一统儒学,其实是一种暂时的异化发展,但这一时期很快被汉代的儒生如董仲舒所纠正,回到了大一统儒学的正常轨道。

春秋时代的思想是积极的,是有前途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文化就是我们整个历史的主流。其实,在历史长河中流淌的,并不是春秋时期传承下来的东西,而是大一统早已开启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文化其实得益于长时间的社会分裂,相对于大一统的文化,与其说是主流,不如说是异端。从这个变态的角度,似乎更能理解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文化一旦形成,不会一下子消失。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虽然很多流派和思想受到大一统文化的抵制和压制,影响越来越弱,但作为已经变异的因素,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被历史文化所承载。所以,即使是春秋战国以后,在大一统的文化时代,仍然可以找到它们零星存在的一些痕迹。然而,只留下了一些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