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

1870-1871的普法战争和一战的德法战争对法国影响深远。由于法国的战败和胜利、战后环境的不同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地理因素或实力因素),法国在战后两个时期对德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前者是从容忍到强硬,后者是从强硬到绥靖。然而,这两个时期法国对德国的政策有很多共同点。

(1)普法战争后,法国对德政策经历了屈辱、退让、妥协、报复的过程,而一战后,法国对德政策是遏制、无力遏制、绥靖的过程;两者都不是专一的,而是在变化发展的。

普法战争的失败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的痛苦,让法国在战后初期深陷阴影。法国国内有强烈的复仇情绪,但当时法国的处境极其艰难。此外,新诞生的第三共和国政权还处于磨合期,军事实力也需要时间恢复。此时德国优势突出,法国无力与优势突出的德国对抗,更别说收复失地了。谈复仇只能是无能为力。虽然抵抗运动领袖甘必达一再强调复仇永远在心里,而不是在口头上,但战后初期,包括他在内的几届内阁政府都不敢暴力抵抗德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德法边境发生冲突。(1)法国只能寻求宝贵的和平时间,耐心等待反击的机会。法国为修复战争留下的创伤付出了巨大努力(筹集公债以尽快还清战争债务,争取德军早日撤军等)。).到了1873年,法国开始重整军备,经济复兴,实力大大恢复,复仇主义也有所抬头。1875 (1)的“战争在望”危机之后,法国外交最艰难的一年过去了,统治者更能正视和接受短时间内不可能报复德国的现实。“挑衅性的爱国宣传一直在降温,欺软怕硬的幌子已经被叫停。”甚至甘比达摆出与德国妥协的姿态,委婉地向德国传递和解的诚意。

费里在1885下台,结束了法德关系缓和的趋势。次年,布朗热就任陆军大臣,布朗热发表不负责任的好战言论,发表反德报复言论。俾斯麦还在1887年初再次采取强硬措施,刻意经营法德紧张关系,比如制造了“希腊内贝尔事件”——欧洲局势在相对平静多年后突变。法国政府的态度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但抛弃了布朗热不计后果的沙文主义,在俾斯麦政府的挑衅面前表现出克制。②

65438年6月至0898年6月,德尔卡塞开始了长达7年的法国外长生涯。他改变了之前与德国和解的政策,主张对德国进行报复。德尔卡塞主要是把争取国际盟友作为报复德国的筹码(加强法俄同盟、改善法意关系和法英矛盾等措施)。通过各种努力,法国得到了多方面的保障,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加强。虽然《摩洛哥危机》中的法国知道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所以再次采取了妥协政策,但1913上台的恩加莱更大程度上推行了对德报复的强硬外交政策。他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国家观念”,为战争制造舆论,为大规模扩军做准备——为对德复仇战争做好一切准备。(3)一战爆发前,法国已经跃跃欲试。

与普法战争后相比,一战后对德政策波动较大。作为一战的主要战胜国,法国战后的欧洲力量大大加强,在与法国的交往中享有主动权。但是,法国对德国的处理一点也不轻松。杜梅格尔总理一上任就公开宣布:“我将在任何时候对德国采取强硬政策,我对此不会让步”18。为了赔款和德国的国际联盟地位,法国坚持给予德国严惩,与美国等国的宽大形成鲜明对比。法国议会和舆论的焦点是继续削弱德国,加强国家,以避免德国的反击。法国甚至有很多人喊着要肢解德国。法国要求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夺取德国殖民地,解散德国海军——简而言之,剥夺德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法国还将接管萨尔地区,作为对法国东北部煤矿区的补偿。⑤

但法国遏制德国的政策受到极大阻挠,法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提议几乎都被英美等操纵者拒绝,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和解。法国找到合适的机会发泄对普法战争的报复——德国推迟支付一战赔款..1923年,以恩加莱为首的法国政府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区。直到1929年,德国政府才接受了扬计划,1930年6月,法国占领军全部撤离。鲁尔危机给法国带来了不幸的结果,法国被迫将赔款权交给英法。这一结果已经表明强硬的方法是无效的,法国对德国的强硬态度得到了克制。从此对德政策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守,以邻为壑的强硬政策迅速转变为以邻为友的软化政策。⑥拉瓦尔上台后,更愿意把欧洲的霸权让给德国,“如果这是避免另一场战争的代价”。法国政府虽然在当时的具体问题上做了一些微调(比如在1933年批准了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但对德政策整体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调整。最终法国只能跟着英国走上绥靖之路,只求暂时的国家安全。

一战后法国对德政策的软弱与国内社会的衰落有直接关系。虽然赢得了一战德法之战,但作为主战场的法国损失惨重。战后初期担任外交大臣的布里安德面临“倾家荡产”的局面。但德国的补偿不足,无法使法国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货膨胀和法郎疲软影响严重;除了经济上的困难,政治上内阁的不断更迭也让法国在普法战争后逐渐失去了大一统的民族特色。

普法战争和一战后法德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强大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普法战争后,法国失去了统治欧洲的能力,以至于法国虽然复仇欲望强烈,但对德国是和平的。一战前,法国由于长期的殖民扩张和其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提高了综合国力,法国对德国日益强硬,对德复仇成功提上日程。一战后,法国出于安全考虑,战略地位提高,对德政策自然激烈,想彻底干掉德国。但一战后,法国的国力本质上是很弱的,无力对德国采取过硬的实质性措施。随着德国的日益强大,逐渐走向绥靖之路,英国唯唯诺诺,不敢与德国对抗。此外,英美等大国出于自身利益,对法国的态度摇摆不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2)从指导思想上看,普法战争和一战后法国对德政策以防御为主,后来改为进攻;一战后法国以防守为主,这种防守还是消极的。

普法战争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和休整,法国一改之前的退让,进攻战略慢慢揭开。恩加莱上台后,毫不避讳地对德进行报复。德尔卡斯为法国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恩加莱在担任总理和总统期间,大规模扩军备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自1875起的对德作战计划。但在初始阶段,防御思想占主导地位。随着欧洲政局和法国力量的增强,以及反德情绪的高涨,作战计划逐渐向进攻方向转变。

但一战法德之战中进攻战术的失败和长期防御的成功,使得战后法国大部分将领坚信防御战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国战后对德战略以防御为主。我们可以看到,在1919之后,法国的军事准备越来越具有防御性:陆军是为堑壕战而装备的;士兵得到的训练纯粹是防御性的;沿着边境,修建了防御工程——马奇诺防线,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其国防政策以确保《凡尔赛条约》规定的现状和维护安全为中心。在和约的最终文本中,法国有三种自卫方式(1)。盟国出兵战略要地莱茵河地区,并根据德国履行条约的情况分阶段撤军;(2)美国和英国对德国可能的攻击作出长期保证;(3)德国最终将加入国际联盟(这意味着德国尊重法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⑨法国为了实现这些安全措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结果是,美国未能加入国际联盟,英国收回了他们的承诺。最后,“真正的凡尔赛条约从未存在过”。⑩法国的三个防御方案,其中两个将永远无效。11

法国的国防与其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普法战争后,德国与法国接壤,构成严重威胁,法国客观上需要防御德国。尤其是阿尔萨斯-洛林的占领,使德国在战略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法国被甩到了孚日山以西,使其对进攻德国更有抵抗力;另一方面,德国人通过占领洛林进入巴黎。

③同盟是法国对德政策的产物。无论是普法战争后还是一战后,法国都非常重视同盟的作用,尽力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付德国。从实际效果来看,普法战争后的联盟政策显然比一战后的多党联盟更有用,后者只是一张脆弱的防护网。

普法战争后,决心复仇的法国非常清楚,依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无法保证自身安全的,更不要说复仇了。因此,寻找盟国是法国战后的当务之急,也是法国对德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活动收效缓慢。这不仅是因为战前拿破仑三世“神经质”的外交手段,也是因为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普法战争后,各大国都不愿意得罪新崛起的德国,而愿意从法国的衰弱中寻求自己的利益。法国只能韬光养晦,尽量在欧洲事务中保持低调,避开德国的锋芒,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专注于海外殖民和势力范围。

但是德国越来越咄咄逼人,他造谣说法国要发动复仇战争,希望以此为借口对法国开战。面对这种对德国有利的局面,法国外长笛卡尔反过来利用德国的恐吓,吸引其他欧洲大国对德法危机的关注,制造有利于法国的舆论,向他们展示德国有意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证据,将德国战争机器的真相公之于众。与此同时,主要国家越来越不愿意看到德国变得太强,法国变得越来越弱,而法国也没费多大力气就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英法政府。其他列强出于均势原则,不希望法国继续被削弱,不希望德国势力继续扩张,虽然同时也不愿意帮助法国恢复1870前的地位,只希望在法兰克福和约下维持和平。笛卡尔利用几个大国的心态“把法国从一场并不存在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法国的国际地位开始上升,摆脱孤立。虽然法国并没有因为俾斯麦的活动而获得明确的国际盟友,但却成功阻止了德国过早发动对法战争。

随着1890年德俄矛盾的加深和德国的一系列外交失误,法国的转折点终于到来。由于长期努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俄法终于在1894年建立了军事同盟,甚至摆脱了近20年的外交孤立。从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法俄结盟不仅强化了双方的地位,也大大增加了军事战略回旋的余地;德奥逐渐陷入被俄法夹击的不利境地。Delcasse在1899加强了这个联盟。1904年,面对德国的威胁,法国开始向英国靠近,两国克服了几个世纪的世仇,签订了《英法协定》,后来扩大为《英法俄三国协定》——至此法国的同盟政策完全实现。法国可以与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三国联盟抗衡,并得到进一步的安全保证。随后德尔卡塞与罗马签订密约,将意大利拉出三国同盟,法国同盟政策达到顶峰。12

法国虽然一战获胜,但相对脆弱的局面并未改变,于是法国积极开展同盟外交,构建如上同盟体系。但早在一战时,法国就失去了欧洲重要盟友俄罗斯,从传统的欧洲联盟转向大西洋联盟,向英美求助。1918 12.29克里蒙梭向议会明确表示:“我愿意为这个协议做出任何牺牲。”在巴黎和会上,13甚至忍痛以在莱因兰问题上的妥协为代价,换取了英美对法国的安全保证,但最终无果而终。在欧盟和大西洋条约未能实现的困境中,法国与中东欧国家结盟。从1919到1923,法国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缔结了军事同盟。此外,在法国的鼓动下,中东欧小国也相互缔结军事同盟——这就构成了所谓的反德包围圈。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自身防务得到加强,同时阻止德国在东方扩大影响力。

中东欧盟国看似强大,但几乎都是农业国,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彼此积怨很深,没有共同利益。这种联盟的基础非常脆弱。很难与普法战争后的法俄同盟相提并论。此外,法国还经常把目光投向强大的英美。英法与中东欧联盟签订的协定互不补充,但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才能以进攻行动帮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同时,英国只在法国自卫时支持法国,而不是保护遥远的东欧国家。更重要的是,法国太弱,无法形成强大的联盟。面对英法协议与中东欧联盟的矛盾,法国最终选择牺牲中东欧盟国的利益,追随英国安抚德国,寻求片刻安宁。

(5)普法战争后法国对德国的政策总是透露出强烈的报复心理,这与一战后法国对德国的恐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70,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在发生的事情中看到了自己的不幸。只看到离我们最近的不幸。那就是国家的解体,资金的外流,我们地位的下降,我们所遭受的屈辱。”17如上所述,长期称霸欧洲的法国,因结束普法战争的《法兰克福和约》而深受羞辱。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激烈,大多数法国人把“纠正”这一不公平的和约作为自己的使命。自1871以来,舆论总是交织着渴望复仇和害怕德国的双重心理——主要是前者。战后的法国就像一只受伤的困兽,藏起自己的爪牙,准备反击。民族主义在共和国早期有相当大的市场。共和党人和非共和党人都信奉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爱国主义。虽然中国有许多政党,但几乎所有政党都同意,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祖国不受外国入侵。16随着20世纪初法德矛盾的逐渐激化,民族主义与法兰西民族中收复失地、为德国复仇的潜意识结合在一起,重新活跃起来。这表现在促进法国青年热情的文学作品和独立团体越来越多。民族主义者利用了摩洛哥危机的多次示威,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在外交政策上奉行宽容政策的加贺失去了民心。加贺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组阁后,对德强硬的恩加莱在各种场合鼓吹“国家观念”,为备战制造舆论。从1911到1914,法国年轻人中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浪潮。民族主义者叫嚣战争,沙文主义的狂热在法国持续燃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德国的恐惧并没有随着一战的结束而消除,法国仍然被普法战争和一战所困扰..战后法国社会心理压力很大,战争造成的伤害几乎让法国绝望。再加上和平主义盛行,法兰西民族的爱国热情被压制。内忧外患使人本能地抗拒战争的提及,产生强烈的反战情绪。这与普法战争正好相反。这反映在政治和军事决策中。当法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可能导致战争的挑战时,几乎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市民们被战争的消耗和伤亡搞得筋疲力尽,老兵们高喊“永不再战”的口号20,促成了1914“神圣联盟”爱国主义的消亡,人们中间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迷茫、绝望和愤世嫉俗的情绪。21

法国民族情绪前后如此不同:普法战争后,是否参战几乎成了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的标准,后人纷纷感叹为什么法国的和平主义者这么少;相反,一战后是否主张避免战争,几乎成了判断一个人好坏的唯一标准。后人为此哀悼了那么多法国和平主义者。22

普法战争后的对德政策基本达到了遏制德国的预期效果,一战后对德政策的实施可以说几乎得不偿失。这和以上几个方面有很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