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一致吗?

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说。一种假说是所谓的“解释假说”:即建立一种假说或理论来解释经验和历史,也就是解释历史。然而,经济假说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公共理性”假说。经济学从这个假设出发,对经验和现实进行推理研究。从根本上说,经济学的任何假设和命题都必须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但经济学研究不能完全从经验和事实的归纳出发。现有的理论成果,具体来说就是符合经验事实的假设,也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起点,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而,原本是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的经济学,一旦以假设为研究起点,就可能走入一个形而上学的误区,即经济理论的验证不是取决于理论与经验事实的重合,而是取决于其自身逻辑的严密性。因此,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假设的正确性。一个源于事实的科学假说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学研究起主导作用,比如著名的“经济人”假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任何假设或假说失去正确性后,如果不加以修正,就会导致整个经济理论大厦的倾斜。

目前,新古典经济学正面临着这种尴尬和挑战。英国研究方法论的经济学家布劳格一方面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建立在真正正确的前提或假设基础上的学科,另一方面又批评新古典主义自始至终没有贯彻经验主义原则。他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弱点是,它不愿意使它所产生的某些理论包含一个可以被明显反驳的结论,然后它一般不愿意将这个结论与同事们的现实进行比较。"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发展了"对演绎推理的几乎不可改变的偏好",过分强调完全公式化的理论体系的发展,缺乏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充分的经验基础。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时间概念,它研究的是特定时间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没有制度分析。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历史感。

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都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经济学要想不断发展,就必须始终保持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也包括经济史的开放,即必须不断接受经济史经验和事实的证实和证伪。在经济发展的正常阶段,经济史不断为经济理论提供经验材料,支持经济理论的各种假设和命题,使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证实的方法只能导致经济科学的量的积累,而不能导致质的革命。不仅如此,当经济学形成一种固定的范式时,还会出现排斥新理论、新方法的保守倾向。在这一时期,经济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创新和革命。经济创新的任务是因为现实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现象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而提出的。但是这种情况不足以推翻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以经济学可以转向经济史。

经济学方法的证伪主义一方面受到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受到实体经济的挑战,导致了原有信条的危机。此外,经济学的证伪也来自经济史的进步。例如,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主要通过各种物质要素的变化来解释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而不考虑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在技术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但是,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研究了16-18世纪的国际贸易史,证明在这一时期,航海技术没有发生变化,但世界贸易量大大增加。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体系更加合理,运输路线更加安全,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的成本,最终大大提高了海洋运输的生产率。诺斯的贡献不仅在于证实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命题,而且证伪了古典增长理论。

作为一种经济史学,前提假设一方面来源于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哲学观点,另一方面直接来源于经济理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历史哲学也认为,历史学家根据人性的可能性来判断过去的历史,历史上常见的命题和假设都来源于历史学家对人性所作的基本判断,但不同的是,“经济人”在经济学中被视为永恒的普遍人性,而历史上的人性假设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以最显著的方式随每个时代而变化”。这种观点其实比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要客观得多,而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有历史感。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把他们所考察的经济世界视为一个永恒的世界,所以人性和行为也是不变的。但作为经济史,它考察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世界,人性的假设不可能是永恒的。如果经济史像经济学一样,从不变的人性出发,就无法区分不同的历史时代。所以,从经济学提供的前提去研究经济史,绝不是从这个假设中推导出一部符合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史,就像我们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学者国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