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的发现者是谁?

关于大庆油田的一般认识是李四光理论发现,王进喜制造。此外,还有黄的发现论、的学说,以及谢对贡献的论述。世界级油田的发现怎么可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真相依然不明?最近拜访谢先生时,我特意问起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希望能从访谈中得到一点线索。

谢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勘查地球化学的奠基人。近20年来,我国80%以上的新发现矿产都是根据他的区域地球化学填图项目提供的目标和线索发现的。其父是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我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我国经济地质学的主要开拓者谢先生。谢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总工程师。他是第一个注意到在东北平原进行石油勘探的人。

李四光没有说大庆油田是用他的理论找到的。

多年来,国内一直说大庆油田是在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的。文革后,地质学家开始敢于发表不同意见。黄给写信说,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

在请教谢先生时,他说:“地质力学和大庆的发现真的没有关系。李四光先生没有说大庆油田是他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发现的。发现大庆油田两年后,有一天他给何长工写信,第一次把大庆油田和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但当时的原话只是说,‘再次证明华北平原、江汉平原、松辽平原在新华夏沉降带中连成三段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观点符合地质部的石油勘探部署方向。这样一句‘方向一致’被解读为一个至今传诵的故事。后来也许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宣传的调门越来越高,甚至中小学的报纸和教科书都说大庆油田是根据李先生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的。李也默许了。事实上,在他写那封信的时候,不仅石油部的钻探工作已经发现了大庆油田,而且在华北和江汉的几个地方也发现了油砂。这首先是一个发现,然后我们会在两年后建立一个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指导发现。而且这个两年后被揭穿的理论,也就是新华夏沉降有三段,只是一个大地构造理论,和石油没有关系,更不要说怎么找石油了。当时,普查委员会常委谢、黄、是地质部石油勘探的具体部署指挥者,他们完全遵循传统的石油地质理论和大地构造理论。在当时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并没有“新华夏沉降带”这个新名词,更没有用这个理论来指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黄没有用陆相生油理论来指导大庆油田的发现。

黄先生在指出大庆油田与李四光理论无关的同时,认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和四川盆地是石油勘探的重点,是根据他和潘忠祥的陆相生油理论和多年实践提出的。这是怎么回事?大庆油田的发现与陆相生油理论有关吗?

谢先生说:“黄先生后来明确提出,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以他的陆相生油理论为基础的。这一点在他给邓小平的信及1994获得贺亮合力科技成就奖的书面说明中有所提及。但我觉得这还不够现实。在翁、谢、黄、潘忠祥等人的早期研究工作中,发现西部有几个油田产在陆相地层中。但是,这些油田的储量并不大。世界其他地方在陆相地层中发现的油田储量都不大。没有人认为像大庆这样的大油田可以在陆相沉积中找到。在1955决定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列入普查委员会计划之前,黄先生从未写过一篇关于中国东部石油远景的文章,更不用说松辽平原的石油远景了。在1957第三次石油普查会上,黄先生在报告中提到陆相生油时,只说了一句:“1943,我们根据新疆等地的工作成果,提出了陆相生油的重要性...但就全世界而言,海洋生油无疑仍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今后应继续关注陆相生油,但更应关注海相生油。“海相优于陆相,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沉积盆地有海相沉积总比没有海相沉积好。对于松辽平原,他只是说,‘南部平原位于法库南部...第三纪海相地层可能存在。松辽平原的关键问题是:(1)加强地球物理勘探,进一步划分平原下的构造单元;(b)利用浅层钻井,研究松花江组的岩相特征、分布规律和生油、储油的可能性。他的话说明他没有用陆相生油理论来指导大庆油田的发现。

“在发现大庆油田之前,地质学家设想在松辽平原有可能发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相第三系油藏。这是逻辑和常识,所以无可非议。鉴于当时已发现的松辽平原下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系,不幻想可能发现海相油田,就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违背了最起码的逻辑。”

谢说:“我同意张利生先生的话:‘历史不应该这样写。大庆油田被发现并证实是陆相生油油田后,就有人说大庆油田是用陆相生油理论发现的。继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华北、华中多个钻探点多层油砂的发现之后,据说根据李部长的指示,华夏新构造体系的石油勘探取得了成功。这和塑造和装扮历史,而不是反映历史是一样的。" "

石油地质调查是大庆油田发现链中最重要的一环。

近年来,许多人撰文指出,谢先生对大庆油田发现的贡献被抹杀或低估了。对此,谢先生强调,最重要的不是讨论任何个人的贡献,而是大庆油田发现全过程的历史真相。

他说,“李四光和黄与我父亲不同。李先生和黄先生主要是理论地质学家。解放前,他们的兴趣主要是理论研究,特别是李先生,对具体的找矿实践知之甚少。解放后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寻找矿藏的实际问题。这时候,理论家很容易想到“自己的理论”,试图依靠现实。我父亲更愿意说他是一个经济地质学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巧妙地运用现有的一切有效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去找矿。他强调理论探矿,在具体实施中经常有新的想法和自己的理论。但他从来不强调‘我的理论’。虽然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东北尚未发现的最重要的矿产是石油。“而且不断有文章发表说,虽然海相生油是世界各地油田的主要油源,但在中国的地质条件下,也应注意陆相生油。不过,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实事求是地看待大庆油田的整个发现过程,找出在这个所谓的发现链中,哪些是关键环节,谁起了关键作用。”

谢说:“第一个重要环节,是阮维周、翁、谢、孙建初、高振西预言东北平原可能有石油储量。特别是谢多次强调东北平原的含油前景,并根据东北平原广阔的含油前景,于6月1953命名为松辽平原(或松辽盆地)。紧接着,在全国大规模石油普查(1954)前夕,谢发表了《中国产油区及可能含油区》,共分三类***20个含油区,松辽平原被列为“从大地构造推断有较大希望的可能含油区,但油气苗分布不广或未探明”的八个之一。后来李四光也用了“松辽平原”一词,说:“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值得好好考察一下。“既然如此。此外,苏联专家也看好松辽平原,指出地质资料不多的广阔平原有石油前景。这些是松辽平原石油勘探的理论基础。”

谢认为,第二个重要环节是1955年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他说:“谢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油气储量普查》。他在会上指出,“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综合地质调查是非常必要的。“他强烈反对当时通常的方法,即只在发现油苗附近和地质研究高的地方进行详细的调查和钻探。这次会议后,总会根据会议精神,组织了大批队伍到各地进行石油普查。我们从谢1955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黄先生几乎日夜亲自在全国各地部署项目,编制计划,制定工作方法,到实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指导。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结束后,谢和黄共同提出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项目,并坚持当年即作部署。黄先生请苏云山收集资料,起草普查任务书,谢亲自起草《松辽平原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方法》。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是大庆油田发现链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地质调查项目,松辽平原可以在1956正式纳入综合石油调查的区域,然后在1956和1957整个松辽平原都会有大规模的综合石油调查活动。”

匈牙利地震队在大庆油田的发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么,在人口普查的过程中,哪个环节尤为重要呢?

谢金雪先生说:“第三个重要环节是匈牙利地震队发现了长垣构造,地质部门钻了油砂。当时匈牙利Etvos研究所的地震队世界闻名。因此,中国作出安排,邀请该研究所的地震小组来中国做地震勘探,并帮助在中国培训地震方法方面的技术人员。工作地点设在西部。顾先生后来亲口告诉我,到1956年底,西部埃特沃斯研究所地震队的工作已经完成,但合同期还没到期。顾去了谢、和,想留下这支队伍,另选区域。顾说,鉴于当时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调查取得的进展,谢、黄、刘决定将匈牙利地震队调到松辽平原从事石油地震工作。1957年,匈牙利地震队进入松辽平原。第二年,他们在这个地区发现了长垣构造。然后,地质部门在构造上钻了个普查,看到了油砂!这一重要成果大大提升了松辽平原的油气勘探前景。于是,两个部门集中力量在这一带打井,最终确定了宋集一、二、三井的井位。”

谢先生指出:“匈牙利地震队的工作为大庆的发现做出了关键贡献。但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他们。似乎我们中国人得到了帮助,然后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我觉得这不应该。我们应该真实地对待历史。”

“大庆油田发现的第四个重要环节,”谢先生强调,“是石油部在地质部地质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钻探。”

他说:“顾先生告诉我,1959春节的一大早,何长工打来电话,让他马上把资料送到何家里。他去找了余和康,以及石油部的人。客厅里挂满了许多照片。余秋骊蹲在地上看着图纸,空着的袖子晃来晃去。顾说,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余听了汇报后说,我明天带200人,立即赶赴现场。此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凭着余部长的勇气和亲临火线的精神,凭着石油部石油地质师们精彩的石油物探工作,正确地确定了松吉三井的井位,终于在当年国庆节前钻开并注入了石油,从而发现了大庆油田,举国欢腾。”

谢说:“显然,探矿不是一项纯粹的学术活动。首先,它总是涉及许多久经考验的成矿和成藏理论。我们需要根据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来运用这些理论,但有时我们不能被它们所限制。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有明确的战略部署、先进的技术方法、周密的工程部署和坚持不懈的工作。正是通过这样的发现链,大庆油田艰难而幸运地获得了成功。说实话,它的发现和任何人的原创理论都没有关系。就是在陆相地层中能找到这么大的油田这一事实——这也是自然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一个玩笑,不仅促进了华北、山东、江汉等地区的石油勘探,也促进了石油地质的理论研究。”

笔者了解到,当年直接指挥石油大调查的谢、,在反右派的时候都被划为右派。黄被划为“右倾分子”,不予重用。谢在“文革”初期遭到批判和侮辱后自杀。刘一,一位老革命干部,后来被送到东北劳改,死在一棵树上。所以,真正对大庆油田的发现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很容易被遗忘。

同时,大庆油田的发现不是李四光的理论发现的,也不是王进喜钻井队发现的。1959年9月26日王进喜在西北,还没调到大庆。1960年4月4日他在大庆开始钻井之前,葡7、葡20、葡4、葡11、太2、萨66、兴66井已经出油。王进喜令人钦佩的精神是在大庆油田的后期开发中形成的。在大庆油田发现的最后冲刺中,石油部的中下层技术人员是最重要的贡献者。

我们应该记住那些被我们忽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