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训诂学的发展

20世纪初,近代研究训诂学的学者继承了清代学者的成果,吸收了一些早期的外国语言学知识,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词和语言的词根。张写《石闻》时,以《说文》中的510个单字和半单字为“初本”和“准初本”,推导出同一个“初本”所传播的音义相关词。音义皆近,谓之育乳,音义皆近,谓之变。目的是寻求“词源”和词与词之间的亲缘关系。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脱离文字形式的束缚,他所寻求的不是“词源”,结果是文字的起源,他使用的方法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依据他的《程君图》,有些勉为其难。

后来,沈建世写了《尤文训诂理论的演变与演绎》,主张用归纳法研究形声字同一音标的基本义。但是同一个音标的意思不一定一样,应该是不一样的。形声字的音标,音义相同或相近,可以组成一个词族,从而与音韵学相衔接,依靠古声(包括声母、韵母)知识寻根。基于实际证据,而不是主观想象,结果会更可信。这个理论无疑是正确的。就研究方法而言,将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是一种创新,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他后来编辑了《广韵声系》,这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副本。

②研究同源词。同源词是音义相同的词,放在一起可以确定是同源。聚类同源的意思也是求词源。同源词的研究,其实就是词源的研究。同源词多为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刚开始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词,代表一个基本概念。后来读音分成两个以上的读音,导致意思上的细微差别。但同义词也不全是同音异义词,要看发音是否相似。王力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根据古代训诂资料编著了《同源字典》一书,这是一部以韵为纲、音钮为旨、序的研究汉语语义的新书。

③虚词研究。随着近代语法的兴起,虚词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学习虚词的人对其词性和用法有了明确的解释。杨树达曾以《马史文通》为蓝本撰写了《高级汉语法》,后又以《高级汉语法》为蓝本,参照王银之《精石川词》撰写了《词释义》一书。专门解释虚词。后来,裴撰写了《虚词集解古书》,对前人的说法进行了整理和补正,并对《词解》进行了补充。吕叔湘有一部简明扼要的著作《文言虚词》,是学习古代文言文的重要工具书。

(4)根据出土青铜器铭文考释古籍。先秦时期的古籍都是用古篆书写的,汉代流传下来,后来翻译成隶书。字有许多假变,汉代以来的解释往往是错误的。现代可以用商周青铜器铭文来解决前代义教中的一些症结。王国维首先用金文解释了诗书中的常用字(《关林卷二·与友人谈诗书中的成语》),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后来一些古文字学家效仿,成就更大。于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王念孙是他一生最崇拜的人,所以他的书都是经验性的,不是理论性的。比如《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驳斥了前代的许多误解,开创了用古文字出版古籍的新途径。

⑤研究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的文字考释。清代学者收集了一些平时在文字中见到的口语词,多为杂文,略有注明出处,解释甚少。到了近代,罗振玉虽有《俗论》一书,是对以前著作的补充,但仍属于读书笔记性质,不能说是训诂学。直到张翔写了一本《诗与曲语词汇释义》,才开始研究唐代以后的诗与曲语词汇。诗词歌赋中很多常用的、难以理解的口语词,字典、词典都没有解释。张翔一一举例,详加考察,加以说明,是一种新的成就。类似的著作还有陆连安的《小说话集》、《戏曲话集》和蒋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为阅读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