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明清时期与同时期欧洲的经济、政治、冶金发展的特点,找出有哪些异同。

提到康熙帝(也就是大清圣人艾辛吉罗?6?1叶璇,161-1722),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和相关的传记、评论甚至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盛赞的,直接把他等同于中国的唐太宗、文帝。然而,从康乾盛世到屈辱的《南京条约》不过45年,这种质变太快太突然。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性是什么?后人在总结时多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但有一个落后的过程,仅从嘉庆、道光两个朝代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通过比较中外近三四百年的历史,笔者发现误解在于后人高估了康熙,忽视了康熙时代的世界背景,孤立静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不经意间追随了老史家对康熙的赞美。其实中国的落后只是从康熙皇帝开始的。因为他拒绝剧变时代的重大变革,他一生的成就只是人为地延长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佳时机,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沉重的负担和苦难。

第一,关于康熙时代。

康熙登基前夕(即17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正经历着战乱和变革的动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荷兰为例,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世界历史从此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了中国的近邻:西班牙人已经占领了菲律宾;荷兰已经控制了印度尼西亚,前锋已经到达日本的西南诸侯国;英法葡在印度和中南半岛建立了许多殖民据点。葡萄牙和荷兰被划分为中国的澳门和台湾省;俄罗斯军队已经延伸到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这种局面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能利用西方人东传的机会(缩短空间距离)方便接触和了解,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大胆进行社会变革,在东西差距还不太大,西方人斗争的焦点还没有集中到中国的时候,在东方率先建成资本主义强国。否则,必然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印尼。外部形势促使中国改变和加强自己。在国内,封建社会已经被晚明的混乱所动摇,从而为变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出现,到康熙初年正在逐渐成长。表现为:作坊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作坊雇佣上百人是常事;商人雇主角色遍布全国,盐商、粮商、布商、山西草案商、广东出口商等大型商业资本集团相继出现,动辄百万资本;非农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期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村的人身依附关系比明朝时期大大放松,雇工的自由流动性增加,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说明改革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其次,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出身后身有残疾的李自成,成功推翻了并不昏庸的明思宗。所以正统论、天命论、尊卑论、德愚论都很难解释。满人不仅能以皇帝的身份入关,还“野蛮”了中国人的衣着和发型,所以“中外有别”和“从夏变洋”的理论是不攻自破的。明朝的大部分将领都倒向了清朝,汉武帝和李咏依靠推翻明朝的大顺大西军的士兵来对付清军。谁能分清“官”和“贼”的界限?满清和吴三桂被明朝封侯,佯装要为明朝报仇。反过来,他们把明朝当成土匪,不遗余力地消灭它。哪个是“君”,哪个是“臣”?一切都乱了套。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从冲突的例子数不胜数,据说那场混乱几乎把封建礼教一扫而光,不无道理)深深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使人们产生了信仰危机:封建秩序真的是永恒的吗?什么比较合理?16世纪李贽第一次反儒学时,很少有人理解,此时得到有识之士的极大响应。以顾、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的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喊出“为众人,不为一姓”的口号,主张“天下之民,由天下之力而发”,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说“自秦以来,帝王皆贼”;倡导舆论的合法性和监督性;主张地方自治;强调工业和商业与农业同等重要。为了“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王夫之和颜元也宣称“人欲”和“功利”是正当的,提出“天理”就是“为利而存谊”;要求充实大甲为“国之命”⑤,公开为资产阶级呼求权力。这些“异端邪说”在过去是不可原谅的,但与欧洲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不谋而合,说明清初的每一个人——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资本主义的改革的必要性。改革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再次,从当时的社会基础来看,明清之际的混乱使人们逐渐转向西方寻求精神支撑。这一点从外国信徒的数量之多就可以看出来。

相比之下,当代法国康熙国王路易十四要明智得多。路易十四登基之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和荷兰。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降低了商品税率,取消了国内的一些关卡,对新成立的手工业作坊提供国家补贴,鼓励对外贸易,扶持造船业,国家出资成立了许多大型外贸公司,努力扩大自己国家在海外的影响和势力,使法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迅速获得了与英国竞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