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诗歌风格赏析

读席慕蓉的诗,我们可以感受到以下四个鲜明的特点。

一、最好的纯情,安静平和:

席慕蓉的诗歌体现了天真、宽容、善良的精神内涵。诗人追求绝对的爱和永恒的爱,这在《七里香》、《一棵开花的树》等多首爱情诗中都有体现。无论是爱情、工作还是生活,单纯和真诚都容易在复杂的事件中遭遇痛苦的折磨。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和商业大潮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自我分裂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顽疾,诗人向她解释了诗歌的成因:我整个上午都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步伐进入行列,却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加入,我整个下午都在走出人群寻找最初的自己,却没有人关心我。面对社会病态,诗人以一首《诗的价值》表达了她对人生的哲思和仁爱态度:“我如金匠/日夜敲打/只为将我的痛苦延展成薄如蝉翼的金饰”,“将悲伤的源泉化为/闪亮柔美的文字”,同时表达了对过去的日子和自然“淡淡的阳光和淡淡的花香”的广义。在《行板至歌》等代表作品中,以从容、自在、闲适的方式和文字表达对人生的智慧和领悟,既启迪读者又赏心悦目。这对处于80年代经济大潮中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读者来说,无异于春风和阳光。

二、通俗质朴,中国魅力:

席慕蓉的诗完全没有难句,语言简单却清新淡雅,接近普通读者的审美品质。由于擅长古体诗,诗人还善于将读者熟悉的古典意象带入自己的诗歌,这使他的诗歌充满了中国韵味。莲花心,缘起,乡愁等。就像一杯杯清香淡涩、甘甜的中国茶,让人回味无穷。

在台湾现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中,洛夫的诗歌具有古典美,余光中是忧郁的,郑愁予是天才作家。相对于台湾省现代诗潮的“世界性”、“超越性”、“纯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一些晦涩,席慕蓉的诗更具有普世的人间情怀。这种“人情”可以称为“世俗情怀”,既是对现代人精神失落的现实关怀,也是对大众审美素质的密切关注。不管诗人本人有没有这样的写作意识,事实的结果已经被弄成这样了。诗人的创作虽然是个人的,但却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平均诗歌水平,所以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同时,作为诗歌中的艺术作品之一,诗人依然保持着诗歌的本色,这与70年代末台湾省现代诗歌中改写古典主题或发展古诗词意象的探索接近,也颇能体现新生代对现实的关注。当然,这是一种宏观的关怀。诗人在个性描写、现实阐释和艺术雕琢之间,无意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席慕蓉曾在2006年上海书展上谦虚地说:“我为自己写书,我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觉得写诗是我这辈子最自由的,不受人的干扰...从1981到2004年,从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到现在(2006年——作者引用)。如果非要问卖得好的感觉,我只能说这是我的运气。”

三、诗中有画,朗朗上口:

首先,席慕蓉是一位优秀的画家,所以她的诗总是透露着一种绘画感。她结合中西绘画技法,用敏感细腻的笔表达了对永恒爱情的向往,对美好青春的长时间沉思,以及对飞逝岁月的无奈与悲伤。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中有许多诗画,《山月——旧作之一》就是其中的代表。深山里的午夜,松林的轮廓像波浪/月光/你笑着说那不是松树/不管是什么,那是深远的黑色和透明的蓝色/有点淡蓝色和银白色/还有那淡淡的绿色映出你在林中/在你的林中。

诗人运用色彩、色调、明暗、光线等绘画技法,使画面富有诗意,远近适宜,古朴清淡,充满中国水墨意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古代王维的经典,也属于台湾省70年代“新生代”的创作倾向之一。但是席慕蓉似乎并没有把自己归为一代或者一派的倾向。她是局外人,她的诗仿佛是写给自己的,所以真挚感人。

席慕蓉的诗歌还具有中国古典诗歌“音乐性”的优秀传统,时而如慢板音乐,时而如清泉山泉,舒缓深情,韵味十足,朗朗上口。这也加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四、女性写作,婉约而缠绵:

前不久,在陈、、谢春池老师主持的鼓浪屿诗歌节上,有一个环节专门讨论“女性与诗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福建的安琪的“中性写作”、陕西的的“女性写作”、广东的马丽的“及物性诗歌”。当时我也发表了一点个人写作心得,可以概括为“无性写作”,即写作时没有性别的预存意识。诗歌反映的是当下的情态、感觉、情感等,所以同一位诗人一生中的不同作品既有微小的情感反映,也有更广阔的表现。既然是文明的进程,那么女性诗人和男性诗人的写作首先应该定位为人类的写作,不应该有性别界限。

席慕蓉的诗意境清丽恬静,情感质朴纯真,语言亲切柔和,犹如现代的李清照,本质上相当婉约缠绵。她温柔、妩媚、痴迷、忧伤的修辞风格深深地烙上了男权文化语境的烙印;然而,她诗歌中所体现的对爱情的态度、追求和理解,充分体现了一个接受西方文明的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同时,由于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大陆的舒婷率先写出了《致橡树》等优秀作品。两人艺术倾向不同,意识相近,影响相当,在女性诗歌和两岸同胞地域差异中颇具代表性。

席慕蓉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集诗、画、写于一体,成就非凡。在诗歌创作中,席慕蓉不仅善于吸收中国古典主义的营养,而且遵循以情感为中心的表现原则,采用中国古代诗歌的技巧,追求诗歌的艺术美。但也受到50、60年代台湾现代诗的影响。所以她的诗可以说是“既俗又雅”,既符合大众,又高于大众;高于大众,能被大众接受和喜爱;于是,它为大众打开了通向诗歌殿堂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