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墨的一生。

向圣谟是明末清初一位独特而著名的画家。他的山水画没有特别直接的师承,只有广泛的鉴赏古人、师法自然,以及个人在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的修养,形成了独特的画风,有别于当时最强大的华亭派和他所生活地区的浙派。在明末清初画坛独树一帜,有时被称为“嘉兴派”。

在明末清初画家辈出的中国画坛上,向圣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他的画被收藏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里,其中许多已经流散到国外。代代相传或文献记载的画作总数超过600幅。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画风独特,艺术技巧不亚于当时一流的画家。更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性和时代气息。

项生谟,字首易,后为,名易安。绰号有许、村村居、醉风人、大有山人、李安堂居人、波波渔人、松涛散仙、、狂、颜渊胡渔人、楼中无眠军士等他是浙江嘉兴人。

嘉兴项家是一个大家庭。从项圣谟《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的印章来看,嘉兴项氏先民原是北方人,北宋灭亡时逃往南方定居。明中叶以后,这个家族里出了很多知名人物,都是以高官或文艺来区分的,项圣谟的第五代祖师仲翔是正统的秀才,官至兵部尚书。叔父项独守,嘉靖年间进士,也是兵部官员。祖父项,字,墨林山人,著名收藏家、鉴定家、画家。项的性格很特殊,他对科举考试很冷漠。万历时请他做官,他没去。但他对古代文物有特殊的爱好。他收藏的古代书法和名画,还有定义玉,更是海纳百川,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不仅在当时,就是后世,也无人能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传世的书法名画都是他收藏的。他曾得到一把刻有“天籁”二字的古琴,于是将存放古董的房子命名为“天籁阁”。

项有六个儿子,分别叫德春、德明、德信、德成、德达、德宏。董其昌说:“边原六子,或其书法,或其绘画,或其博物,而季(德明)自有行。”向圣模的父亲向德达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画家。

向圣谟生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农历八月十八日,是其祖父向去世后的第八年。临终前,项把他一生收集的和其他古代文物分给他的六个儿子。向生墨的父亲自然会分得一杯羹。明朝崇祯四年(1631),项圣墨临摹唐代著名画家韩云的《五牛图》。项曾收藏过《五牛图》,上面有他的题字和许多收藏标记。这个著名的纪念碑很可能是边原在他父亲去世时送给他的,后来又归还给了项圣模收藏。五牛地图上有一个“今日考古证明”的长方印。是项圣墨盖的章吗?待测。

因为项圣墨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就非常热爱书画,经常写写画画。他还把希望寄托在科举的仕途上。被一个读书人推荐去国子监读书,是个大学士。但他的志向像他的祖父,对诗、书、画的研究和创作更感兴趣。33岁时写下《松涛三仙图卷》,回忆少年时的情景:“宇易少年时好温良,第一先生负责养育儿子的事业。日日太忙,夜将尽灯,而他刻意模仿,虫草木,羽花草竹,无不措手不及,止于小星。”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父亲去世后,他更加肆无忌惮地向自己的利益方向发展。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作品是《宋斋读易图轴》和《山水兰竹图册》,这是他24岁时写的。从艺术技巧的角度来看,他此时的创作,虽然在笔墨功夫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年轻人稚嫩柔弱的特点,但已经是超凡脱俗了。如果他年轻时没有努力,没有长期练习艺术创作,24岁也不可能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在他26岁到29岁的时候,当时被称为鉴赏家、文学泰斗的董其昌看到了,大加赞赏。董适在画册中题词说:“古人谈画,无疑是取物结合。它不是一个十三科的完整准备,到目前为止也不是。范宽的山水是奇景,还借名家之手作人物,两者都难学。项的书里到处都是美景,树木,石屋,都是与宋人血战的场面,都在山河中间,也都充满了元人的韵味。虽然自成一派,但也要努力,所谓士气和编剧都准备好了。香子敬有此孙,无愧百年美食报赏之胜。”董其昌的评论,除了对向生墨绘画艺术的评价外,指出两点很重要:一是指出向生墨成功除了天赋,功夫是最重要的;其次,祖父的书画收藏使他看到了古人的名家痕迹,得以临摹和学习,也帮助他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成功。向生墨对爷爷非常虔诚,并以此为荣。他曾经刻过一个印章叫“天籁阁中的中国太阳”,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

宋涛散仙图(局部)据《宋涛散仙图》卷后项圣谟自己题写,他曾于明代崇祯元年“游遍齐鲁,出长城,过燕山,游桂川,入长安,花九个月读月”。另一首诗写道:“十年来,我止了宋涛散仙,挂在阁中墙上安眠,窗前竹谈医俗。“也就是说,在崇祯元年到长安(当时明朝的首都北京)之前的十一年,也就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也就是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也来过一次北京。那么,他两次去北京都做了什么?我们怀疑,第一次他去国子监读书,第二次,根据李日华的题字“顾是名门,名声很大。他出去宣传国家,为皇帝画了九章龙袍,决定设太多礼器,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刻,很可能他这次去北京是为了给皇帝在衣服上画图案。据本名石军、名叫朱嫩的李日华说,他是嘉兴人,是向生模妻子的叔叔。此时,他正在北京的太仆寺做邵青。向圣模的北京之行可能也和他有关系。

向圣谟两次去北京,都没住多久。第一次进国子监的时候,可能是自愿离开的。因为晚明国子监无人问津,所以从学生走向仕途的前景不大。而且他对明末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不愿意做官,更何况出来的学生太多,那时候只能做国家官员。第二次,他刚刚完成某项任务,此时因为骑行不慎,伤了右臂,于是赶紧回到嘉兴老家。

难忘的世界烦恼

回国后,向生墨完全沉浸在诗歌、书法、绘画的创作中,倾注了一生的精力。虽然是出于个人利益,但也包含社会政治原因。在从明天开始的五到六年时间里,他创作了一幅名为《昭阴图》的山水长卷,还创作了二十首《昭阴诗》。据他自己说,是因为读了陆机、左思的《隐逸诗》,才有所感悟,才会“借砚场隐逸”。是什么感觉?从他的“隐诗”中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他在第二首诗中写道:“谁是隐士,门难得?”。但是我不欢迎礼物,但是我从来不笑不哭。睡得不香,只是因为想闲着。功名可探,荣辱永远不相干。”第十一首诗写道:“谷口无人烟,清澈明亮。岩花占岁月,洞草辨春秋。阴谷■丹点,阳林覆盖着。让他做个客人,他会为王子们服务。"第十八首写道:"白沙急,若有所急。“昼夜分千派,浊者同源。干净是因为没有混干净,浑是为了合流浑。我不记得那汹涌澎湃的波涛,但我曾经唱过自己的词。”这些诗以“官场”为反面,歌颂“隐居生活”,抒发他的情怀。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官场”的基本看法,联系他创作的时代可以进一步理解其具体内容。

明朝天启年间,明朝皇帝朱由校昏庸无能。他整天寻欢作乐,不关心国家大事。权力全部落入宦官魏忠贤手中。魏忠贤为了控制朝政,一方面结成小集团,引用自己的亲信和家人,让他做官,让他担任要职。一些不要脸的官员,为了避难,把自己卖给了他们,受到了高度重视。曾经他们手下有所谓的“五虎”“五虎”“十狗”“十子”“四十孙”,他们的亲信都是汉奸,祸国殃民。另一方面,他排斥异己,打击朝臣,制造冤狱,利用亲信和特务组织控制和镇压全国。朝野上下,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在大兴的冤狱中,林东党员受到的打击最大,涉及的范围最广。只要他们不服从他们或有个人仇杀,林东党成员就可以受到惩罚并被处死。林东党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在江南,这可能会对向生模产生直接影响。从这个历史背景出发,我们看向生墨的这些诗,就会有具体的内容。他所说的“让他做上宾,做太子”,不就是那些卖身投靠的官员,魏忠贤及其党羽吗?“名利可破,荣辱无关。”照理说,做官是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何必受辱?这意味着在黑暗的政治下,清官受到排斥和打击。只有他们有了唯利是图的名声,没有荣誉,才不会被羞辱。他不想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去迎接客人,送走客人,也不想卑躬屈膝的服侍王子们。他似乎完全看透了当下官场的黑暗,居然喊出了“谁愿钓久”(第四首的前两句),可见他的愤懑和深情!

但在《昭隐诗》第一首诗的开头,他写道:“进山不是为了开天辟地,而是为了扬名远方。”明确写明了自己的“隐居”,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远离人群。这和一般的士大夫装清高是不一样的。可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离开人民的社会生活,二是不离开明朝。这两点,成了他日后“借砚场藏”的基本态度。我们可以窥探他的一系列诗歌和绘画。

明日第四年(1624)写甲子夏水图,第五年(1624)写丑秋旱图,记载了当时江南的水旱灾害。这两幅图我们今天看不到原作,但从董其昌和陈继儒的题词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意图。董氏题词曰:“水旱二图,忧蒿之序,画中更进。所谓的森林经济,让博看到这里点了点头。”陈题词:“水旱灾害是难民的遗风,催人泪下。图中饥饿使者在哪里,请给它拍张照。”从董和的后记中,我们可以看出项圣谟创作这两幅画的用意,既表达了对遭受自然灾害的人民的同情,又讽刺了当时的朝廷,以此来批判魏忠贤把持朝政,残害百姓。

向生墨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非常关心人民的悲惨生活,并通过绘画创作表达了这种关心,这在中国古代画家中,尤其是文人画家中是难能可贵的。崇祯五年(1632),江浙一带发生严重旱灾。据明史《五行志》记载,八月至十月的七十年间,杭州、嘉兴、湖州三地无雨。“淮杨饥,流载道。”由此可见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事实上,从5月到6月,杭、嘉、部落虎王宓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明史中的记载并不完整。这一年六月,向圣谟创作了一幅《六月风吟竹图》,清晰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事实和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并在画上题了一首诗:

六月,怪风响,几日几夜。武松是一望无际的,为什么它像一个漫长的夏天?

三年后,Hiderigami又开始滥用职权。无法抵抗强风,许多新的核心被吹走。

当太阳燃烧的时候,风在吹。石背草黄,北窗竹折。

青天飞如绛云,虹影见之犹死。对着彩虹发光;渴望彩虹之血。

虫积气;呵呵余尉迟。青苗半黄,女人全黑。

韩云的夜晚回光返照,彗星照耀着这个家庭。谁知地里苦。

当太阳和地球崩溃,天中云死亡。所有的姓氏都受到了惊吓,政府真诚地祈祷和崇拜。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向圣谟同情劳动人民,对世界上的不平等表示愤慨,并批评政府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解决饥荒。第四首,他敢于“怒视彩虹。”渴望喝彩虹血。”“彩虹是阴阳之精”,这是这首诗中自然灾害的象征。他怒视着它,想喝它的“血”,表现出不信神不信邪的精神。

崇祯时期不仅自然灾害比天启时期更加频繁和严重,政治经济方面也日益混乱和萧条。崇祯皇帝朱由检试图振作精神,打击魏忠贤的势力,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激烈。经过多年的饥荒和饥荒,人民处于生死线上。政府非但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反而加税加税,更加残酷地搜刮百姓。走投无路时,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最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占据东北的后金(清)势力已经完成内部统一,盯上了关内明朝的土地。崇祯二年(1629),清兵翻越长城,包围北京,首都戒严。然而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明政府却中了清军的计,杀了都市集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无异于自毁长城。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兵入侵强子岭,吉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战死。11月,清军攻克莱文。面对这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变化,向生墨忧心忡忡。尤其是清军的发展和威胁,让他忧心忡忡。崇祯十一年冬,他创作了一套杂画册,其中第二幅是一个官员坐在那里看两只公鸡打架,并画了一首诗说:“这个老人坐在大堤上,凝视着自己的双手,化作霓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奇怪的策略,让我清闲的看斗鸡。”这里项圣谟攻击的“老人”不是普通的官员,而是朝廷的决策人。当时,杨嗣昌是兵部部长。清兵入侵墙岭时,杨嗣昌极力主张和谈,并警告将领不要轻举妄动,导致前线失利,损失多座城池。杨嗣昌主张与清政府和谈的原因是着眼于镇压农民革命。如果从这一史实来理解向生墨的诗歌,那么他的主张是用主要力量来对付外来侵略,而不是内部斗争,包括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和对人民的镇压。

崇祯十四年(1641),清军再次大规模进攻,明朝边陲重镇锦州失陷。冀辽总督洪承畴被活捉,作为汉奸投降。明朝政权受到农民革命和清军的双重威胁。在今年由向圣墨创作的山水花鸟画册中,他再次绘制了三年前制作的斗鸡图。看斗鸡的官撤了,画中的诗也变了。他的碑文上写着:“雉鸡在边庭停止战斗之前也是好斗的。为早晨欢呼吧,你关心北门吗?山家有自己的太平之年,只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鸡能不能习惯在厨房下面打架,鸟能不能穿在屋顶上?”显然,他说的“野鸡”,指的是农民革命军。在他看来,应该终止这种斗争,加入到反还钱的侵略中去。“野鸡”要知足,在田间找到快乐;这是他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但他也认为,屋檐下,不得雀巢飞。他用了屈原的诗《厅中鸟窝》的典故,显然指的是朝中奸臣。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激烈的时候;他把民族(当时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看得更重,主张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民族危亡。

同样是这本画册,第一幅画上,向生墨画了一簇芙蓉花,还写了一句诗:“中庭渐空,你要什么?”。总能看到合适的男色,难忘人间烦恼。“萱草,又名易门草,又名少女无愁,作画是为了表示对父母的孝心。在这里,向生墨表达的不是他个人的家庭感受,而是他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忧虑。从本卷第五幅蟹画中“陈虎未扫,鱼肠响,子无肠,而他也壮”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对民族命运的担忧。

谁相信疯子早就在一起了?

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内部腐朽,官场黑暗,这一点向生墨早已看透。再加上农民武装革命的双重打击和清军的步步紧逼,就像一堵即将倒塌的败军之墙,无法支撑。崇祯十四年(1641),创制山水书一套。在第一幅《郊南夜彩图》中,他写了一首诗:“雨过田园,南亩忽绿。色未除,夕阳犹烛。什么是炊烟,谁洗澡深。我晕的时候,没跟老百姓说。”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第四幅《老树秋吟》中,他画了两棵枯树,被一阵秋风吹落,树叶纷纷落下,有的落在地上,有的漂浮在水中,景象凄凉。他在画上写了一首诗:“老树对枕吟秋,落叶满千川。不随波逐流,不愿久留,又怎能说江南还有一日?”他用老树象征明朝,用树叶象征百姓。人们离开这个国家就像树叶被秋风吹落枝头一样。从当时国内的情况来看,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波及到陕西、河南、安徽、山东、湖北、四川等省,这些地方的人民揭竿而起。江南的江浙一带似乎相对平静,但向生墨指出,江南并不是唯一的。老百姓没有随着农民革命的风暴和时代的潮流而去,就像树叶落入水中一样。他们没有错过树枝,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向生墨这种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来说,明朝的覆灭自然是难以忘记的。“自隐居著书,干坤孙残。照片上是谁的脸,影子里是韩的衣服。若按山川风光,几时归旧观?”“隐居自写,直到现在都像做梦一样。故国危亡已久,孤臣远未乱。最后我还是老了,我呻吟了一夜。”看得出来他是深感忧虑,但又无可奈何。唯一的态度就是洁身自好,静观其变。早在崇祯十三年(1642),他创作的一套山水书中,就画了一幅“山不动”的山水画,并写了一首诗说:“云起时,观变,山不动。因为观变知季节,运动不是梦。是为了幻觉而幻觉,是世间唯一的讽刺。”

“改变”终于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革命军进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见大势已去,自缢于景山公园(景山)。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长江以南。项圣模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难过。虽然他早就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但他并不喜欢朝鲜的政治,也对明朝政权失去了信心,毕竟他的祖先是在明朝发迹的,而他又受到封建文化的教育,所以他始终忠于王朝。为了显示他对明朝的忠诚,他创作了一幅不朽的朱义图,也被称为朱色自画像,其中他双膝交叉,背靠一棵大树坐着。人像都是用墨水笔画的,没有色彩,而树木和远山都是用朱砂画的。他借用“朱”和“朱”的谐音,表示自己永远是明朝的一员。在亲笔签名中,还写了自己是“江南在野大臣”。还有两首七言诗,

首先:

残水的颜色还是朱,天昏地暗。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渴望画画,又羞于画画。

谁能像几个人?顾云傻得像个傻子。

翻个身自嘲一下。谁相信疯子一直陪着你?

第二:

一个清透的外表,一个谦让的颜色,全靠赭石粉来映衬眉毛。

不要因为羞于面对而好奇。

受伤久了,精神逐渐减退,会先挂下来不哭。

虽然哭痕在抹去烦恼,但太阳升起来了,我想疯了。

诗中提到的“隐三笔”是他的三卷山水画《隐之画》。其第三卷《招引图》创作于今年正月。“自嘲,三招暗藏玄机,谁信疯子走在时代前面”说明他对此早有准备。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那就是在这首诗和这幅画中,项圣墨虽然多次表达了对明朝的忠诚,但并没有对农民革命暴力推翻明朝政权的行为进行评论。在此之前,他所有的诗文时事,都没有提到当时统治者所说的“流氓”“小偷”。他虽然不赞成农民革命,但认为应该从民族危亡出发,应对北方清军的入侵。但是,他没有滥用农民暴动。相反,他同情农民在自然灾害中的痛苦生活,但抨击官员的腐败和富人的奢侈。他之所以预言明朝终将灭亡,不仅仅是因为老百姓揭竿而起,更是因为国家大事的黑暗必然导致自身的崩溃。他在诗中高喊“我发呆的时候,民不告我”,隐居起来,这是他对明朝绝望的表达。

翻盆不改。

形势正在发生更剧烈的变化。项圣模最担心的清兵入侵,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全国大乱。李自成农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没几天,汉奸吴三公率清兵入关,李自成亲自指挥战斗失利,于4月8日撤出北京。第四天,5月2日,清军占领北京,然后大举进攻南方。全国激烈的阶级矛盾一下子变成了激烈的民族战争。

第二年(1645),清兵残酷摧毁扬州后,于5月15日进入南京。对江南反清斗争蒋翔盛墨画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和掠夺。农历闰六月,清兵攻打嘉兴府城。项圣模的堂弟项嘉模,原明季辽守军,不想降清,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妃子跳进天心湖自杀。向圣模家被抢了。他祖父传给他们兄弟的古代书法、名画等古物,有的毁于战乱,有的被清军掠夺,其中以清军统帅王掠夺最多。此时,向圣模刚刚带着老母亲和老伴逃到嘉善县。后来他在《三隐运动》卷的后记中回忆这段生活说:“明年夏(1645),从江南起兵,兵民散,马往来。6月20日,闰六日,鹤城(嘉兴)被困,劫灰熏天,只剩下我一人带着母亲和妻子逃得远远的,家破人亡。樊宇兄弟收藏的祖君遗风名画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名画,一半被践踏,一半化为灰烬。”面对国家的灭亡,向圣谟满腔的悲愤难以抑制。尤其是异族统治,增加了他对故国的怀念。他经常借助诗歌和绘画来倾诉他的悲伤和愤怒。清顺治三年(1646),他画了一幅《秋山红树图》,图中树木丛生而立,树叶红、黄、黑、白,斑点如泪。他的诗写道:“前年不伤春客,去年秋不止泣。”血泪染叶醉,尚难写一腔。”今年,他还为朋友胡幼江画了一套速写本。第五张图是一只古松,扁扁的,打着结,仿佛历经风雨雪,挣扎着长大。它有着顽强的傲骨精神,画中写道:“幼腐有一松壶,甚奇,我乐于揣摩,渴望翻盘。”他用古松做比喻。他冷酷而忠诚。

清政府对汉族及其各族人民的反抗,经过大规模的武装镇压,终于得到巩固。清政府在使用武装手段的同时,也采取了收买、笼络的政策。清军入宁时,清军总司令、于硕亲王多多在南明弘光小朝廷选拔了373名明朝官员,授予他们清朝官职。至于汉族的前朝官员和文士,只要不是武装对抗,愿意投降新王朝去工作,新王朝都会收容他们。在这种绥靖政策下,明朝的一些老官员、老学者,见大势已定,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出来投资新朝。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坚守自己的立场,或隐居深山,或躲进漏网之鱼,抱着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向生模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在行动中被看到,而且用自己的诗歌和绘画创作来展示这种精神,以激励自己和他的朋友。清顺治八年(1651)创作了一幅寒天鹤护梅花、扇子的园林图。画面上,竹树立于中间,茅草屋悄然隐去,梅花在蜿蜒的篱笆中盛开,树下有落寞的长着羽毛的鹤。这不是一般的梅妻鹤图。他用傲冲寒雪的梅花,孤傲翱翔的仙鹤,象征着不肯向新朝屈膝的人,也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在这幅画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加盖的三方征文印章。其中一个印章是“宋南渡以来辽西县人”;第二部是《嘉禾·处士在故宫》;第三个是“天籁阁中国太阳”。前两个印章只在他的这一幅作品中有,这幅画没有前段,可见不是礼物。把这幅画的内容和这三个印章联系起来就更明显了。我们知道北宋灭亡在金人手里,今天的清朝是金的后代。向圣谟在印章中提出自己的祖先,可见他对清朝灭亡的深仇大恨。

自明朝灭亡后,向圣谟从未在自己的画作上标注朝代年表,只标注官支。据我所知,他最后一件以朝代年表为题的作品,是崇祯十六年九月他画的一把《聚珠图》扇面,题写“崇祯复重阳之日”。从此,在他去世前的十五六年间,无论是传世的作品,还是记载的作品,他都没有见到清朝顺治的年号。这不能说是偶然现象。

清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项圣墨还创作了一幅《花学果图轴》,而就在这一年,这位对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和强烈民族思想的诗人、画家辞世,享年62岁。前年(1657)也去了苏州旅游,很多作品都出来了。他的创作精力仍然很旺盛,他很可能死于一场重病。他死后,他的同乡好友曹荣(字,号累园)在一首诗中写道:“江南一片狼藉,井床上的影子青蓝嶙峋。风起之前,没有听到长啸,所以真的是静观画中人。”我对他的去世深感遗憾。

引自搜狗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