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中国电影的历史。

《中国与电影史》(第一、二卷)出版于1963年。

一瞬间了解历史,一生找到路

《中国电影史》仍然是电影史写作的一个高度,一如既往地显示了电影作为一个学术的分量。几个作者为此付出了心血,有些人甚至在文革中进了监狱。这些早已沉寂的传奇故事,最终成为我们眼中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时隔40多年,或许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能够有足够的冷静和客观去看待这本历经历史沉浮,与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中国电影人息息相关的书。

在历史的荒原中失去了想象的翅膀

对于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来说,1966是一个分水岭。在今年之前,中国电影的辉煌是有据可查的。过了这一年,历史只能在想象中进行。今年7月,一场反对中国电影史的运动终于演变成一场灾难。陈黄梅1980在再版的序言中说:(当时)被诬为毒草的《中国电影史》纸本,一律销毁,印刷出版的书籍一律收集回收,制浆销毁;然后作者十几年后收集的关于中国电影的资料也被几辆卡车拉走了(大部分至今没有查出来)。

那些货车上,应该有1913的庄子的妻审,1920的春香闹雪,也许还有1905的定军山;应该有《火烧红莲寺》18集,《野河女》13集,《哭笑不得》6集;应该有更多的张士川,更多的张善坤,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云珠...在那些胡乱堆在车里的电影画报杂志上,中国电影在自我做文章...

那是程继华和李少白的宝贝。这些珍品相对于《中国》和《电影史》这两卷来说,是活的历史,是随时可以说出来的历史,是他们十几年努力的真实成果。对于长期被路线之争困扰的中国电影,后人有可能重新评价。他们的损失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的损失。

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中国与电影史》附录中的电影目录来想象历史。这个目录已经够惊心动魄了。谁能保存这么完整的1905以来的中国电影目录,谁就有大功德。面对如此庞大的包含公司、片名、片名索引的电影目录,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能不惊叹。

仅根据这份目录,从1905到1937,中国就有1100多部电影(仅包括故事片、戏曲片和动画片,不包括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这1100的影片中,至少有1080是在1920到1937期间拍摄的。换句话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的故事片产量平均在六七十部左右;从1921到1931的十年间,中国每年都要制作上百部故事片。需要注意的是,这几百部电影中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公司的产品。1925左右,中国有175家电影公司,其中制作电影的不少于50家。即使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私人电影的繁荣程度也是惊人的。

因为这个目录,我们可以重新理解程继华和李少白的良苦用心。这就像一个复杂的拼图游戏之后,一个绣像最终出现在背景中。《中国电影史》通过具有时代特征的叙事风格,提醒我们历史的轮廓依然清晰。但这只是一个大纲。因为失去了卡车上那些忙碌的场景,历史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道路。我们的想象力滑过轮廓,落回无法起飞的泥淖。

程继华:为中国电影史“充电”

有远见的决定

从1950开始,我开始收集中国电影史料,开展电影史研究。这项动议是由陈波儿首先提出的。她创办了表演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培养演员,并建议开设中国电影史课程。但是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就决定自己教,让我做助手,整理收集电影资料。还有一集是前苏联百科全书(第二版)需要65438到0950的“中国电影”词条。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波儿,我帮她收集并初步整理了相关史料,大约有一万字。后来这本书出版后,发现这个“中国电影”的很多条目都被删除了,出版的部分也是错误百出,但是发出去的稿子至今没有退回来。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史的论文。

“写作大纲”出炉

收集到的资料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往各地文化局,于是各种关于电影的资料先集中到各地文化局,然后打包发给我们。四个大房间都摆满了书架,有的甚至还有副本。当时能写出《中国与电影史》,和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文字资料,我们现在也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口述历史”的访谈。我们找到很多中国电影早期还活着的演员,派记者去描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电影艺术》的前身)有一个名为《昨日银幕》的专栏,专门刊登这些采访。此外,他还要求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撰写回忆录,后来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丰富了电影史料的内容。

1955左右,我觉得有必要做个总结,于是起草了《中国电影史大纲》。后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和师洋街电影家协会主席蔡楚生听取了我的口头报告。他们肯定了这一点,于是这个“大纲”就成了《中国与电影史》的阶段与篇章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