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问题意味着什么？

法国大革命的面包问题

1778之后，由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影响，物价下跌了10年。这本来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但是工农业原材料价格也随着价格的下降而下降。为了减少这种损失，大地主增加封建赋税，转嫁给小农。农民从土地中损失的净收入远远大于他们从价格下跌中获得的收益。所以从18的七八十年代开始，法国就发生过多次抢面包店的“面包大战”。只是每次都因为价格稍微下降而消失。可怜的平民没有太多的理智去思考如何用合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往往采取最直接的方式，通过抢劫面包店来满足对面包的渴望。在1787到1789连续歉收期间，小麦和面包价格飙升。1788年，巴黎每磅面包从10月份的165438+3苏，变成1789年的3.5苏。虽然财政大臣内克尔已经进口了大量的谷物，并且亏本出售。按照当时巴黎的工资水平，作为主食的面包价格每磅不应超过2个苏。所以，这才是勉强糊口的低收入者对政府的敌意来源。难怪革命爆发后，她们不是想着追求自由民主，而是不停地喊着要面包(1789，10六月五日的妇女运动，就是一群负责家庭收支的家庭主妇从巴黎走到凡尔赛要面包)。

历史了望学会论坛第一期――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些观点的讲义

我们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发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毫无疑问，大革命的确是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的爆发与资产阶级无关，是从“贵族造反”开始的。这个观点可能听得比较少，但并不是新观点。罗伯斯庇尔早在200年前就提出来了。夏多布里昂曾说:“贵族发动了革命，平民赢得了革命。”

所谓“贵族造反”，是指以司法为主导的寡头集团，利用高等法院的权力，为国王政府发布的命令辩护，围绕政府扩大税收政策的合理性而进行的斗争。

与英国类似，查理一世试图增税时，不得不召集议会，希望获得许可。在法国，从65438年到0789年，由于多年的军事行动(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负债40亿锂。国王的财政大臣卡洛纳试图通过扩大印花税和普遍按照每年的土地产量征收土地税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但这些必须提交给巴黎高等法院。

除了少数王子、公爵和主教之外，贵族法院是高等法院的主要审议机构，大多是年轻(大多在35岁以下)的法官。这些年轻的贵族法官中，有些人试图捍卫自己古老的权力，对抗政府；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启蒙运动和北美革命后立宪主义的鼓舞，他们也希望在法国实施宪法改革。因此，面对卡罗纳和他的继任者布里安的政策，年轻的贵族法官只同意放宽粮食销售和出口的限制，成立省议会，但反对关键的印花税，断然拒绝土地税，于是展开了贵族法院和国王政府的第一次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国王被迫撤回印花税和土地税的法令，法院获胜。年轻的法官们在城里点燃篝火庆祝，吹嘘他们是传统自由的捍卫者。可爱的人们很快成为了评委们的支持者，参与到了他们的庆祝活动中，于是庆祝活动很快变成了一场骚动，当它升起的时候，它烧掉了卡罗娜的模拟像。骚乱在政府的逮捕下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是自1775粮食骚乱以来首都第一次大规模群众骚乱。在这场堪称大革命前奏的动乱中，除了律师，依然没有资产阶级的参与，只有我们的贵族和城市平民。

贵族反叛的另一大成果是三级会议的召开和改革支持者内克尔的上台，而这恰恰是接下来风起云涌的革命的导火索。

或许在这里，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当时的法国不是资产阶级最先发起了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而是贵族法官和普通民众享受着各种特权。这似乎不太符合我们印象中资产阶级革命的形象。

事实上，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经济发展都很繁荣。重商主义始于17世纪，由黎塞留、科贝尔等人推动，促进了法国商业的显著发展。尤其是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等行业。在分析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时，也有人指出“在商业方面，1763这一时期(英法)两国大致相当，或者说如果有差异的话，法国略微领先。”工业革命在英国如火如荼的同时，也开始零星地影响到法国。从1733到1778，工农业产品逐渐增多，价格也稳中有升。这些经济发展最终使资产阶级受益最大。同时，法国的富裕家庭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换来了“noblesse de robe”的名号，所以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除了少数激进派别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和不满。不满的只是小麦和面包的购买者，以及有志于改革法国的年轻贵族。

至于司法主导的贵族反叛，前面已经提到一点了。一个是从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始，法国君主达到了专制的顶峰，一句“我是国家”足以表达一切。正因为如此，一直处于有权审议国王地位的高等法院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幸运的是，在木浦等人的积极改革下(六七十年代木浦司法改革)，某些权利得到了恢复。大法院被保留为审理王室案件的特别法庭，贵族法庭(这个法庭后来被称为“木浦最高法院”)也扮演着国家法令登记机构的角色，被赋予了法令辩护权，即可以为国王的立法模式而非实质内容辩护。法院的贵族法官自然不希望自己来之不易的权利再次落空，于是积极干预国王的立法，尤其是革命前一系列敏感的财政政策。另一个是我们的年轻法官大多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启发，他们也希望自己能为国家的宪政做出贡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王提出废除贵族不交土地税的特权，普遍按照土地的年产量征收土地税，这也是贵族不满的原因之一。于是法官们质疑国王召集权贵会议的立法方式，要求法律必须由三级会议制定，斗争就此开始。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从微观上看，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者是因为物价的巨大变化而引起低收入人群的不满，进而演变为动乱和革命，以及贵族朝廷抵制国王扩大税收政策而引发的贵族叛乱。淳朴的民众一起在贵族的鼓动下活跃起来，开始对旧制度发起强烈的反抗。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本身的经历。看了几本书，对整个革命过程最大的印象就是给人一种此起彼伏，潮起潮落，没完没了的感觉。一个阶级接管另一个阶级，一个派系接管另一个派系。巴黎人民的革命热情甚至一浪高过一浪。如果你把自己置身于革命中，革命中的各种人和事很容易让你陷入被当局迷得神魂颠倒的尴尬状态。所以，我们要站在棋局之外，观察局势。大革命为什么会以如此大的规模持续如此之久，法国社会为什么会在此时发生如此激烈的社会剧变，我们对此感到不解。社会动荡，自然有导致焦虑的因素，像大革命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动荡，不可能只由一个因素引起。它一定是多种因素的混合，就像一堆复杂的化学物质堆积在一起。我想不通谁跟谁反映了。我只知道饭局上肯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此激烈。

接下来，我将通过探讨当时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来解释大革命的宏伟。

首先是贵族的严重逃亡。

在革命后的两个月里，政府发放了20万本护照。大量名人在其他国家避难。我们很难把握这些逃亡的贵族是否会在境外反攻(事实上，一些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和1791于5月20日在意大利曼图亚与奥地利皇帝举行会谈，计划由欧洲君主国干预法国大革命)，但逃亡本身已经给革命带来了压抑和寒意的气氛。焦虑的根源和革命开始后平民对贵族的清算。农民一边喊着“面包”，一边冲进当地贵族的房子，和房子的主人一起焚烧剥削了他们几千年的封建义务契约。就这样，农村的地方贵族被淹没在人民的激情和浪漫中。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真的该死，但无辜的人没有幸免。农村遭难，城里的贵族自然争相告状，于是为了自保，贵族们只能选择逃亡，不管自己是不是人们清算的对象。于是农村城市陷入了混乱状态。

二是军队的情绪变化。

在社会的巨变中，只有那些掌握了军队的军官才能力挽狂澜。然而，在1792年，法国正规军中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军官离开了岗位。这些军事领导人的失踪使军队失去了方向。就像一把暂时无人看管的机枪，任何人都可以调动它的炮口瞄准他的敌人。这无疑是危险的。你永远不知道这支军队站在哪一边。形势充满了未知。他们要么继续效忠国王，要么“弃暗投明”支持第三等级，甚至成为国内叛军和外国干预武装的合作者——在第三等级会议期间，国王试图通过军队的力量改变局面。于是他从外省调集大量军队包围凡尔赛，向代表们施压。遗憾的是，孔蒂亲王军队拒绝向抗议驱逐内克尔的巴黎民众开枪。就连皇家卫队也在巴黎街头高呼“第三等级万岁——”的口号。

第三是政治俱乐部的活动。

政治俱乐部与传统贵族沙龙的主要区别在于，俱乐部是大众化的沙龙。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党的雏形。但在“政党”组织不好的情况下，可爱的人一旦加入可怕的政治斗争，很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政客通过社团组织利用。迷茫的民众成了狡猾政客手中的王牌，每个人都代表着民众的声音。人一旦被组织利用，其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第四是图书、报纸和期刊出版业的自由化。

显然，旧体制下的审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正是因为彻底废除了原有的审查制度，法国才突然进入出版自由化的状态。几百种报纸杂志一时间出现在大家面前。而不成熟的出版业的作家、编辑们，要么被自己的才华所迷惑，要么在金钱的雇佣下，总是不负责任地向人民宣扬暴力、激进的革命色彩。一旦政客买断一家报纸，一种极具煽动性的宣传手段就开启了。好人每天在这种宣传鼓动中逐渐养成革命兴趣，群众的革命激情也因此被点燃。

第五是地方自治的状态。1789之夏的爆发和全国城镇革命，已经让全国各地暂时自治。一个完整的法国分为分散的83个省和4万多个市镇，市镇的行政机构直接置于底层和民间。从表面上看，这是民主的终极表现，但如果所谓的民主是建立在狂热的革命氛围上，就很容易导致革命投机分子的哗众取宠，民主就会变得混乱，从而使整个国家架构的根基被掏空、被推翻。旧社会的统治者被赶走了，人民在他们选出的领袖的带领下，袭击贵族的住宅堡垒，任意抢劫杀人。人民在释放革命激情的同时，停止了整个温和有序的改革进程，代之以狂风暴雨般的疯狂革命。

第六是社会秩序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解释。既是动荡的因素，也是动荡的表现。应该说这是在这两种身份的相互作用下，结果很激烈。由于宗教财产转化时发行的指标纸不断贬值，以及局势紧张、商家囤积、粮价上涨，民众的不满情绪自然在上升。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就是我们在眼前上演的肆意抢劫，肆意杀人，尤其是针对贵族，面包店老板。经常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听到某某贵族被杀，那里有店铺被抢。虽然有些是道听途说，不太可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那一天的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黄仁宇老师评论说“在这个时候，法兰西接近于霍布斯的原始状态，即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第七，宗教问题。

君主立宪制上台后直接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财政赤字。原有的税收制度在我们自己和人民的攻击下几乎被废除了，但是我们政权的新的税收和财政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新政权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国债从30亿锂上升到1789年的40亿锂。于是饥渴的新政权看中了旧制度下的教会财产。1789，11年6月，制宪会议宣布将教会财产全部上缴国家。1790年6月下令拍卖教会财产，还下令取消教会什一税。这本来是对新政权和人民有意义的事情。但就在立宪派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沾沾自喜的时候，一个可以说是始料未及或者意料之外的后果即将由他们承担。虔诚而顽固的教士失去财产后，不屑于接受世俗政权的“恩惠”――1790年政府颁布的《神职人员民间组织法》规定，政府应对教会的一切活动负责；同时，政府支付教师工资。因为祭司们不愿意放弃原本属于他们的财富，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世俗政权的食物。1790 165438+10月，政府发布祭司令，要求教职员工宣誓效忠民族和国家法律，全力维护国会颁布的宪法。这无异于要求牧师从神到世俗政权跳槽。这样的要求是对祭司的侮辱，但遭到了强烈抗议，教皇也提出了抗议。中国的牧师也不愿意宣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160位主教中只有7位宣过誓，下面的初级牧师就更少了。而对于拒绝宣誓的人，立宪派就更可笑了。规定上说可以留也可以不留，就是不给工资。牧师们更被这种冷漠的态度和“做事不发工资”的做法羞辱。于是，大批牧师因为受不了国内的宗教政策而逃亡，境外的基督教成员联合起来反对法国政府。留在中国的牧师在全国各地游荡，宣传和鼓励人们不要被这个亵渎神明的政府误导。他们甚至主张不要买卖教会不动产，也不要向政府纳税。至此，一个天主教国家分裂了。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行动“中断了整个国家的团结，内战开始了。”即使在革命后的19和20世纪，它仍然是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之一。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宗教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代，宗教一直是全世界政治局势中的一个敏感话题。宗教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中消失。相反，它仍然是维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

以上是我们在读的，或者简单的记录前人的话。大革命波澜壮阔，涉及的范围超出了我可怜的一生的精力。对它的分析自然是一个漏洞。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些不稳定因素的混合导致了大革命。

看完革命，要对革命做一个整体评价。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雄伟的气势更是令人敬畏。对它进行简单的描述还是不够的，更难以对其中的万千事物进行总结和评价。所以，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不敢全面客观。

大革命以其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进程席卷了整个旧社会，其新的国体自然涅槃重生。看了几本黄老先生的书，习惯模仿老人，把整个国家制度比作一个“李”字。上面的一点一横线自然代表的是高层机构，下面的横线是国家的基层机构，中间的两点代表的是上下法制之间的联系(不仅是法制还包括各种思想上的东西比如风俗习惯等等。).

如今路易十六被杀，宣告了法国的君主制一去不复返(当然，拿破仑的帝国和后来的帝国都不能纳入真正的君主制帝国)，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代议制或议会制等。其特点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实行民主政府。姑且不说它的实际情况，只说它与旧体制完全不同。至少没有所谓的“我就是国家”，没有所谓的贵族特权，形式上人人平等。立法也得到规范，革命后议会基本能正确处理国家事务。税收制度和军队的组织是随着革命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而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些可以说对以后的法国影响深远。无论如何，现在谁也不能抛弃这套高水平的国家机构。

其次是下级机构。封建契约也在人们的愤怒中化为灰烬，即把公有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废除封建义务，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基层。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数以千计的雅各宾俱乐部分布在全国各地，来自雅各宾派的“街头派”在地方一级充当中央政府的管理者，使革命时期各种政策和事务在地方一级得以实施。革命后的农村，各种事务都可以顺利进行。用黄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底层组织中所有经济要素都可以公平自由交换的原则，为未来的数字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至于中间联系，是革命期间或革命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最重要的成就是它开始完善立法制度。《人权宣言》的颁布使所有人都处于平等地位，宪法的颁布使法国走上了宪政之路，这也是一大贡献。从那时起到拿破仑民法典的颁布，是法国社会上下机构和法律体系接触的一个完善过程。

整个重建过程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按照那一天的极端思维，不把贵族全部杀光，就割不掉封建尾巴，不把人民全部包括进来，就不能算是大革命了――于是国民议会以366票对361票处决了路易十六，1792年9月，巴黎的暴徒直接到监狱里杀了1000多人，出现了“嫌疑犯法案”。这可能是迎接新“人精”出现的血腥仪式吧――我们无权过问是否值得，但总之，前人为后人付出了，所以后人也要在形式上向先人致敬，不提死无葬身之地。似乎我们的前辈注定要为他们的幸福做出一切牺牲，后人也可以接受他们的牺牲而不道歉。

我们说“革命”，本来是要“革命”一部分人的生活，但当一场“革命”变成了“漠视人的生命”，我们作为后代，不得不重新评估“革命”本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