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形式的历史决定论

在荷马对有神论或多神教的解释中,历史是上帝意志的产物。但是荷马的神并没有制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荷马试图强调和说明的不是历史的统一,相反,没有历史的统一。历史舞台上戏剧的作者不是独一无二的神;各种神都参与其中。荷马的解释和犹太人的解释的共同点是一些模糊的宿命感和对各种幕后力量的想法。但是荷马并没有揭示最终的命运。不同于相应的犹太人的解释,荷马的解释仍然是神秘的。

第一个提出更卓越的历史主义理论的希腊人是赫西奥德,他很可能受到了东埃及的影响。他使用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或趋势的概念。他对历史的解释是悲观的。他认为,人类在黄金时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注定会在物质和道德两方面退化。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了各种历史主义概念,其中以柏拉图的历史主义最为精致。他试图解释希腊部落,尤其是雅典人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为世人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哲学画卷。在他的历史决定论中,他受到各种先驱的强烈影响,尤其是赫西奥德。

在柏拉图看来,它是宇宙法则的一部分——一个适用于所有被造之物或产品的法则。所有流变学和所有产品都注定会降解。像赫拉克利特一样,柏拉图认识到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力量是宇宙力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认为这个递减规律并不是真理的全部。在柏拉图的一些著作中,有提到“新的一年”(时间长度似乎是36000个普通年),其改善或生成期大概相当于春夏,退化或衰退期,相当于秋冬。

黄金时代,也就是克罗诺斯时代,是克罗诺斯自己统治世界,地球上诞生了人的时代。然后是我们自己的时代,也就是宙斯时代,众神抛弃了世界,让它独立运行,所以这个时代自然是一个日渐衰落的时代。而且《政治家》中的叙述也预示着在彻底衰落到最低点之后,上帝将再次掌舵宇宙之船,事情将开始好转。柏拉图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政治家篇》中的这个故事,人们还不确定。

他很明确地表示他不相信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另一方面,几乎毫无疑问,他是在宇宙的背景下想象历史的;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深度腐败的时代——也许是所能达到的最深层次。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以固有的衰落趋势为主,这是历史发展和宇宙发展所共有的。我不确定他是否相信一旦下跌达到顶峰,这种趋势就一定会结束。但他当然相信,通过人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超人的努力,我们有可能克服这一致命的历史趋势,结束衰落过程。

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城市(乌托邦),这是他结束衰落过程的方式。这个城市的司法理论是完美的。柏拉图的理想政体模式是建立在美德、知识和真理基础上的贵族政体。如果理想的贵族政体发生变化,荣誉取代了知识和美德,就会形成贵族政体;如果君主政体的荣誉被财富取代,就会形成寡头政治;寡头变民主,再变暴政。

在《政治家与法》中,柏拉图根据统治者的数量来区分理想政体和现实政体,将其分为君主政体、暴君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暴民政体。这一理论被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完善,并被政治家们所采纳。

此外,柏拉图还在法律中提出了“混合政体”。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最稳定的政体,它融合了君主制的智慧和美德,以及民主的自由。这一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分权政府的理论先驱。

普遍历史与唯心史观

“康德”

康德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每一种生物都会发展到其“注定的目的”(或者说“历史的终结”),而人类历史发展作为一种能够运用理性的独特生物,也有其完整的运用理性的目的:建立一个普遍的市民社会。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就是社会进步。

“黑格尔”

后人对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解读,显然比康德的普遍历史丰富得多。黑格尔曾经教过学生,学生的笔记被后人称为“历史哲学讲座”。虽然它的形式是逐个研究不同地方的历史,但其核心仍然是普遍历史的具体内容,即无论不同地方的历史形式不同,速度不同,历史都是由理性推动的。黑格尔死后,他的支持者在解读宇宙历史时有不同的取向。有的支持当时的欧洲已经达到了“注定的目的”,更加重视国家机器和宪法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欧洲还有很多矛盾,更注重辩证法,推动社会进步。随后,历史主义的发展变得多样化。

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后人一步步实践出来的(至少共产主义政权是对外宣称的),共产主义的“注定目的”本质也被后人注意到了,而且总的来说,马克思比黑格尔更为人所知。

在现代,也有关于“注定目的”的论述。比如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自然人“注定的目的”,但某些因素(如生物技术、超人等。)可能产生新的历史目的。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在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找到。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解释了人类历史进化的过程。是由列宁、毛泽东等人发展起来的。它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的,有其特定的规律。最基本的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将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已经走过了前三个阶段,现在正处于向第四个阶段过渡的时代(越南、古巴、朝鲜等宣称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在1956三大改造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决定着其他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决定着社会历史的总进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如下。

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和支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

②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种情况:一是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落后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情况。在生产和建立生产关系后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虽然此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矛盾,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生产关系进行一些调整,但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见下文。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首先,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一定的上层建筑总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造的;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必然会主导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第二,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基础迟早会发生变化,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也规定了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

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动态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提供政治保证和思想形态。这种反应取决于上层建筑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它就起着巩固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当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就起着阻碍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是首要的;上层建筑的反应是次要的。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是根本性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派生的、从属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构成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体现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基本规律。

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社会基本矛盾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

米歇尔·福柯和雅各布·拉冈认为,当我们理解一个观点或论点时,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其背后的历史环境。这一理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迅速。

这种态度也被运用到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评论中,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就是这一派的代表。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新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历史进行虚构、想象或隐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它具有批判、解构、颠覆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驳斥,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严格壁垒,拓展了多维度的研究空间,走向了开放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的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具有消解和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两重性。

人类学中的历史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特别注意到,人类首先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语境(马文·哈里斯后来称之为“历史特殊主义”),然后人类文化慢慢传播并相互影响。他领导的学派反对直接进化论(人类进化只是程度不同,所以产生进化谱的理论)。历史特殊性理论也重视进化论的适应和竞争要素,但能适应一个地区的文化不一定适应其他地区。这个学派的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生物学的进化论,以前叫“进化论”,今天叫“进化论”。

弗朗兹·博厄斯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收集经验,即在某个社会或某个事件中,研究者需要收集与事件相关的输入,进而得出相关的因果理论。因此,这种方法论被称为历史主义。但是,与“普遍历史”的概念不同,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广义的理论的。

基督教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也可以指某些新教派别在理解《圣经》预言(尤其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时使用的方法。根据这些理论,相关预测是发展的,既不是只出现在过去,也不是展望未来。这些派别将世俗教会(天主教会)与“真正的教会”区分开来,并强烈批判天主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