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在线阅读【南明史三读笔记】

我读书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内容空洞、知识一般的人,会把它翻过来扔到一边。古代说,害梨害枣者,谓此;如果内容充实,有见解,就粗略浏览一下,不仅看得广,还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借鉴;那些内容丰富,对精神有独特理解的人,会坐不住,读一遍,然后睡前放在枕头上阅读,在梦中与作者对话。

记得顾城教授写的《南明史》刚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受到他的青睐,给了我一本。扉页上有云:“陈宝良哥哥惠存。”字迹苍劲,就像一个人,充满了生命。顾实叫我“哥哥”,我当时吓坏了。看多了,记录多了,你就知道以前的老师对那则轶事很熟悉,说明有深意。根据已故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的回忆,王国维为谢家写了一张扇子。郭震名字后面错写成“哥哥”,然后他用墨水笔改成了“哥哥”。可见师徒称兄道弟是有先例的,充分证明了师生情深。只是作为一个学生,我在知识、技能、成绩方面都感到羞愧,我只把它当作一种鼓励。

当时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口气读完要三天,比如三伏天喝一碗胡麻辣汤或者吃一顿重庆麻辣火锅。虽然满头大汗,但还是不得不大喊一声“爽”。是为了看南明历史。

后来我把以前老师的书放在床头,随时阅读。可能是因为我曾经熟悉的历史,也多次读过孔的《桃花扇》,所以《南明史》中关于王朝的叙述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多次读过的。《前师》在深厚史料的基础上,以生动优美的笔调,宏大的格局,将历史事件纳入酣畅淋漓的叙述中,进而指出弘光王朝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这是《南明史》的第二次阅读。

光明日报出版社给我最新出版的顾城著作系列《南明史》,正好是前老师谢石之后的八年。有必要重读这本书。于是,烧香净手,放在书桌上,心平气和地细细品读,如饮老酒,越久越醇。这是《南明史》的第三次阅读。

初版《南明史》出来后,因为理论新,远超同类著作,印数也不过三千册,让洛阳纸贵了一段时间,确实在情理之中。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也是实至名归。但前主生前并未以此为荣,故大肆吹嘘,而是坦然处之,默默继续自己对明清史的研究。古人称西藏名山,流传久远,即其意。事实确实如此。目前很多在省部级取得突出成绩的作品,尽管标题很大,但获奖者受益匪浅。然而仔细研究,它们几乎不值得称赞。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前老师回顾南明的历史来避免这种讨论。为什么会看到?从以下三点来说吧:

第一,南明人物的定义可以出格,这和以前的意见相反,甚至对古人来说相当“荒谬”。在《南明史》中,对史可法、何腾蛟、郑成功等自清以来一直受人敬仰的历史人物多有批评。究其原因,他曾做过如下简要回答:“如果这些人物真如史书所描述的那样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会作为明朝的中兴而载入史册。”言下之意,这些负责支撑南明各朝建筑的关键人物,如果能妥善处理党争、内斗,并以清朝为目标,无疑将改写南明历史。

还记得《南明史》初版出来后,我曾对我感兴趣的人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如钱、刘、黄道周,都是根据历史事件写成的。作为明末清初文坛的元老,钱因为向晚清投降,而遭到讥讽,甚至被称为“两朝领袖”。这位前老师除了鞭挞其“罪”,还通过各种史料和考证,指出了钱参与南明反清活动的“功”。又如刘和黄道周这两位明末著名的儒生,他们的节操和人格魅力毋庸置疑,但他们的前辈也显露出“德”与“才”不足的特点。关于“才”与“德”的关系,按照传统观念,德是“本”,才是“端”。但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南明历史上的人物固然值得称道,但支撑南明建设,复兴大明传承的人才,以及由此引领的成就,无疑更为重要。基于此,前人对支南明的形象进行了重新评价。

第二,南明史的主线和脉络。在《序》中,大师已经明确指出他的《南明史》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再以南明几个朱朝廷的兴衰为中心,而是以大顺军、大西军残余、“海口”郑成功等人的反清斗争为重点;第二,认为20年反满清贵族征服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和勾心斗角,严重分散和抵消了反清势力,这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在史学领域理论方法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观点可能显得有点“老派”,但在过去却是“吾道一以贯之”,一直贯彻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如果想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参考《南明史》的姊妹篇,即《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读者不难证实。

其实理论“新”与“旧”并不重要。现在被误认为“旧学”的唯物史观,在传入中国之前,应该说是一门完整的“新学”。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最关键的是要确定一种理论,并付诸于历史研究的实践,辅以传统历史的考证,才能形成自己的说法。

第三,历史进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在《序》中,老师坚持的必然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要发展进步;可能会有短期的反转和波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概都是偶然因素。”虽然他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他反对说所有的既成事实都是历史的必然性。有鉴于此,他在《南明史》中,在阐述明清进程中各派之变时,更注重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在《顺治十一年——明清之际的关键之年》一文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读了三遍南明史,对治史有了新的认识。这意味着“学”与“做”或“知”与“行”必须融为一体。“学而优则仕”是清人对明末大学者刘的评价,我认为可以作为其学术生涯的最后定论。

作者简介: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