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什么规律吗?

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

否认历史规律,自然会否认根据历史规律判断历史趋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波普并不在口头上否认历史趋势的存在,而是认为“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被解释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其持久性取决于某些原始条件的持久性(这些原始条件有时可以是趋势)。”(同上,第92页,10655)

这里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如何解释条件和趋势的关系。波普并没有解释“某些特定的原始条件”是什么,只是用这样一种模糊的说法否定了社会发展趋势与历史规律之间的联系。肯定趋势取决于条件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条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波普的趋势取决于条件的论点,然而,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它肯定了社会趋势的形成是有因果关系的。至于这种因果关系是如何发生和实现的,仍然没有解释。很明显,波普只是模糊地谈到了趋势和条件,却刻意回避了趋势和规律的关系。因此,条件和趋势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清楚。当然,条件和法律有关。条件不仅是某些法律形成的基础。它也是某些法律的基础。正是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趋势。这个内在基础无非是社会本身的规律。条件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是通过社会发展的规律起作用的。归根结底,只是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条件永远是相对于某些规律的条件,离开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任何因素都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条件”,即没有社会发展的规律,就谈不上条件起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

肯定社会发展趋势是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当然不等于趋势等于规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许多因素和过程组成的有机系统,充满了极其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可以导致各种各样的进化结果。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系统本身的规律并不决定社会必然向哪个方向演进。它只决定了进化的可能性空间。什么样的可能性成为这个可能性空间中的主导趋势,取决于现实的具体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上面说的相对不同于同一规律的条件。显然,人在社会进化的可能性空间中不是被动的,而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因为现实的具体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人们知道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握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和每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条件,我们可以通过加强或抑制历史条件起作用的方向,或者通过改变和创造条件,使其中的一种变为现实。而条件的变化显然直接关系到这个历史阶段人们的价值选择。这说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础的。还必须包含社会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波普尔关于所谓“被解释的趋势”的持久性取决于某种原始条件的持久性的论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存在永远不变或“持久”的原始条件,条件总是在变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历史。随着条件的变化,社会法的方向和模式乃至社会法本身都会发生变化。把历史趋势的存在归结于特定原始条件的持续,只能说明蒲柏仍然沉迷于现代形而上学的思考。

肯定社会发展趋势也包括社会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不具有历史必然性。所谓社会发展趋势,既是指社会历史演变的可能性,也是指人们历史活动的总趋势。因此,社会发展趋势是否包含历史必然性,取决于社会发展是否具有客观规律性。当然,这也取决于人类的历史活动在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上是否一致。历史的辩证决定论也从分析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对后一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人们满足自身物质生存需要的活动,而且是体现人类实践本质的自由、自主、自觉的活动。自主、自由、自觉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价值。历史唯物主义证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推动的历史进程,不仅是经济社会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前进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追求自主、自由、自觉的过程。不管人们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有多么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不管这种追求有多么曲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是朝着深化和扩大人们的自主、自由和意识的方向发展。

上述讨论表明,一方面,人的活动要受到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制约,不能超出客观规律规定的社会发展的可能空间;另一方面,人们在这种可能性空间中有选择的自由,即可以改变客观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使最符合人们价值理想的可能性成为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并为其实现而努力。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历史活动中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历史辩证决定论的本质。

历史趋势和历史远见

所谓历史预见,是指对历史发展趋势或可能性的揭示,可以预见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存在中推导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辩证决定论是一种关于社会发展可预测性的观点,受到波普最猛烈的攻击。在波普看来,承认历史过程的可预见性是历史决定论的核心。他认为自己成功地找到了一种“纯逻辑的理由”来反驳历史决定论,从而彻底摧毁它。这个“逻辑原因”就是一个简单的三段式推理: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增长;因此,我们无法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波普对自己的推论相当满意,认为经过这样的推论,就可以宣布历史是不可预测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同上,第1页)。但当我们仔细推敲波普的推论时,不难发现,这种三段式的推论是在一系列不可原谅的理论“疏漏”中进行的。其中,关键的“疏漏”在于没有足够的依据断言人类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虽然知识的成长与个体的天赋、道德、境遇以及知识创造过程中的各种偶然因素密切相关,但确实存在不确定性。然而,如果我们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知识的增长,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个人的事情,我们就会看到,知识的增长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强大影响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二,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需求“选择”知识。就前者而言,一种新知识的产生总是基于历史积累的知识资源。以往文化发展的成果中包含了孕育新知识的各种智力因素,新知识的创造者只有充分占有这些知识资源,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因此,根据人类的知识程度和面临的新问题,人们一般可以预测知识增长的未来趋势。就后者而言,人类知识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并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对历史进程产生“强大的影响”。一种科学知识或技术知识,只有被现实的生产过程所吸收,从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对人们的物质生产、经济过程乃至历史过程产生影响。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只有抓住了真实的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并能被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所接受,才能真正影响社会进步的进程。因此,虽然知识的增长本身有其不确定性,但实际的生产活动,或现实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对知识的应用具有“选择”作用。这种选择可以使人们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判断哪些知识可以从社会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社会条件中被吸收或接受,并推断这些被吸收和接受的知识会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什么影响。而且,我们越能准确地把握使知识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我们就越能准确地预测知识的影响。很多时候,当某种知识缺失时,生产活动或社会进步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会激发人们学习和创造这种知识。所以,真正推动历史进程的真正力量,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知识之所以能够对历史进程产生强大的影响,是因为它能够融入这种真实的力量。可以融入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没有对这种现实力量的认识,就不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任何影响。仅仅从知识增长的不确定性出发,无法得出历史未来进程不可预测的结论。

波普认为:“我的论点并没有反驳预测社会的可能性...我的论点只是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受到我们知识增长的影响这一事实来驳斥预测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同上,第2页)这又回到前面讨论的问题,真的没必要再说了。预言社会和预言历史发展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蒲柏没有说清楚。但他的主要论点实际上不仅否定了历史预测的可能性,也否定了社会预测的可能性,因为他明确地说:“我的证明在于指出,任何科学预测者,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自己未来的结果。”(同上,第2页)按照这种说法,科学存在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科学存在的基本意义在于,通过把握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和规律,揭示事物系统演化的可能性空间,从而为人类活动提供一定的预测意义。虽然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外部环境因素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科学预测揭示了事物演化的可能性。从而使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使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可能性成为现实,避免“坏”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至少将其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就是依靠这种预测来生存和发展的,这也正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其他动物活动的地方。

总之,历史的辩证决定论充分肯定了历史主体可以在社会进化的可能性空间中做出选择。这就是它的辩证法所在。这种选择是可能的,因为人们可以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而选择和预见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每一种进化的可能性,都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上,都依赖于一定的条件。从历史规律、历史趋势和历史预见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明历史的辩证决定论。